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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xié)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 刘勰《文心雕龙》的命名来自于黄老道家环渊的著作《琴》。其解《序志》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环渊)《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

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文心雕龙》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又在探索研究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的具体形象性这一基本特征,并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开研究文学形象思维的先河。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

文心雕龙作者简单

刘勰(约465年—约520年),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

刘勰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东宫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省日照市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南北朝宋泰始初年(公元465年),刘勰生于京口(今镇江),字彦和,原籍东莞(今山东省莒县境内)。   祖父灵真,宋司空秀的弟弟。父亲名刘尚,曾担任越骑校尉。刘勰很早就成了孤儿,他发愤图强,热爱学习。因为家里太穷而没有娶妻结婚,和沙门的僧人住在一起,十多年后,他对那些经文都很精通。他分门别类地整理了这些经文,抄录下来,还为经文写了序言。如今定林寺里面藏的经文,都是刘勰编写修订的。天监初年,刘勰开始担任奉朝请,兼职做中军临川王宏的秘书,后升职担任车骑仓曹参军。担任太末县县令时,政绩清正廉洁。担任东宫通事舍人时,刘勰向皇帝建议,祭天地应当同祭太庙一样,只用蔬果,不用牺牲(牛、羊、猪),皇帝下诏命尚书讨论此议,最终决定按刘勰的建议处理。后升任步兵校尉。

32岁时开始写《文心雕龙》,历时五年。  

卒年歧说甚多。一说卒于梁普通元年(公元520)和二年(公元521年)之间,一说卒于梁大同四年(公元538)和五年(公元539年)之间。

文心雕龙内容介绍

《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分上、下部,各25篇。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由刘勰(xié)在江苏省镇江市南山写下。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而其核心则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在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在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

文心雕龙主导思想

《文心雕龙》提出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等说法,虽不完全是刘勰的独创,但对文学语言的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相互统一的审美特征,作了比前人更为具体的说明。刘勰还看到,诗文的内容不是一般经典的道与理,而是和理、志、气相联系的“情”,其形式不是一般的言,而是和“象”与“文”相结合的有“采”之言。两者的关系是:“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它们相辅相成,形成质文统一的完美的艺术。而这种统一在创作过程中是通过“神思”达到的。“神思”是刘勰继《文赋》之后,对形象思维的进一步探索。刘勰看到了它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想象活动,对之作了生动的描绘,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在他看来,“神思”虽受理的支配,但不象抽象的逻辑思维那样受着概念的规定,而是“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与物、象、言相结合,始终在感性形象中运动,并伴随着主体情感的体验和自由抒发。书中说“夫神思方远。万涂竟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认为语言文学既再现着客体的物貌,又抒发着主体的情与理、志与气。所以,刘勰侧重从“体性”来划分文学的风格,即所谓“才情异区,文体繁说”。刘勰对文学的形式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从语言文学的角度总结了平衡、对称、变化统一等形式美的规律。

儒家中庸原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基调。刘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学范畴都是成对的,矛盾的双方虽有一方为主导,但他强调两面,而不偏执一端。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对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的论述中,无不遵守这一准则,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刘勰特别强调同儒家思想相联系的阳刚之美,表现出企图对齐、梁柔靡文风进行矫正的倾向。他关于“风骨”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对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

以儒道思想为核心,《文心雕龙》中虽然也有某些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则是儒家道家的思想。它并不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却认为在客观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先天地而生的“道”或“神”。这个“道”或“神”是决定客观世界一切变化的无形的、最终的依据。刘勰认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原道》),正是圣人著述经典的根本原则。“神道设教”语出《易·观·彖》:“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把超自然的、人格化的“神”及其在现实中的代理人帝王,视作理所当然的最高权威。根据这一见解,《文心雕龙》不仅进一步发展了荀子、特别是扬雄以来的“原道”“宗经”“徵圣”的观点,并且将它贯穿到《文心雕龙》一书的一切重要方面,成为他立论的根本依据,给他的理论染上了一层经学色彩而且带来了许多局限性。例如,他认为一切种类的文章都是经典的“枝条”。对当时的各种应用文都设有专目论述,却对正在形成的小说不屑一提。

但是,《文心雕龙》在论述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时,却抛弃了经学家的抽象说教,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文学观;而且,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精湛透辟的见解,富于独创性。因此它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文学史观

《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把已往这一方面的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刘勰也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在《通变》篇中,他根据扬雄关于“因”“革”的见解所提出的“通变”,即文学创作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作家要大胆的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只有不断的创新,即《文心雕龙》所说的“变”,文学创作才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变则其(可)久”(《通变》)“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但它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所谓“通”,是指文学的常规:“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文学创作只有通晓各种“故实”,才会“通则不乏”(《通变》),“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风骨》)。“新意”和“奇辞”的创造,都是离不开“通”,即继承的。不然,“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因此,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文学创作才有可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获得长足的健康的发展。

文学批评

《文心雕龙》关于批评的论述,颇多见解精到,其中《知音》篇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探讨批评问题的较早的专篇文献。它提出了批评的态度问题、批评家的主观修养问题、批评应该注意的方面等。有些论述虽然带有经学家的气息,但不少论述都是较精辟的。例如关于批评态度问题,刘勰非常强调批评应该有全面的观点。因为作家的才能禀性不仅“修短殊用”“难以求备”(《程器》);而且,由于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丰富而多样的,因此批评家就不应“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否则就会出现“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现象。又如对于批评家,他特别强调广博识见的重要性:“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并且根据桓谭的“能读千赋则善赋……能观千剑则晓剑”(《全后汉文》卷十五《赋道》),提出了一个在后世非常出名的论断:“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知音》)认为任何批评中的真知灼见,只能是建立在广博的学识和阅历基础之上的。这些意见不仅对当时作家们“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典论·论文》),“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的不良批评风尚具有积极的针砭意义,而且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作为一个批评家来说,刘勰有时也是缺乏应有的识力和判断的,例如他对杰出作家陶渊明,竟一语未及。

文学评论

对文学创作中的主客观关系作了详细而深入的论述。先秦两汉时期,文论已简括涉及这一问题,如《诗大序》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等可为代表论点。魏晋时,曹丕开始接触了作家的禀性气质问题,陆机对艺术想象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而刘勰则对创作中的主客观的关系等,作了更为明确而全面的论述。它首先肯定了“云霞雕色”“草木贲华”等现象之美,是一种客观存在,所谓“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原道》)。同时,又十分强调创作主体即作家先天的禀性、气质、才能(《体性》《才略》等篇)及后天的学识修养等对文学创作反映现实美的重要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龙》还论述了在创作中,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是互相影响、互相转化的,即“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诠赋》)“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神思》),认为作家观察外物,只有带著深挚的情感,并使外物染上强烈的感情色彩,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精巧的文采。《文心雕龙》对于物与我、情与景关系的论述,对唐代及唐以后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有著重要影响。

《文心雕龙》十分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的作用。要求文学创作要“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情采》)。认为创作构思为“情变所孕”(《神思》),结构是“按部整伍,以待情会”(《总术》),剪裁要求“设情以位体”(《镕裁》),甚至作品的体裁、风格,也无不由强烈而真挚的感情起著重要的作用。这一认识是相当深刻,符合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的。

《文心雕龙》对于风格和风骨也有深入的研讨和论述。在《体性》篇中,刘勰继承曹丕关于风格的意见,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形成作家风格的原因,有先天的才情、气质的不同——“情性所铄”;也有后天的学养和习染的殊异——“陶染所凝”。并且将各种不同的文章,分为四组八体,每一组各有正反两体——“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但它们又互相联系——“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作者在这八体中参差演化,就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刘勰关于风格的研究,对后来的《诗式》《二十四诗品》等,都曾发生直接的影响。

在风格论的基础上,刘勰特别标举“风骨”。“风骨”一词本是南朝品评人物精神面貌的专用术语。文学理论批评中的“风骨”一词,正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风”是要求文学作品要有较强的思想艺术感染力,即《诗大序》中的“风以动之”的“风”;“骨”则是要求表现上的刚健清新。“风骨”的理论,既是针对南朝浮靡的文风而发,也是从传统文学理论中概括出来的。“风骨”之说,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曾经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文心雕龙》关于艺术想象的理论,也有精辟的论述。继承《文赋》关于这一问题的见解,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发挥。《神思篇》借用“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一成语,论述艺术想象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但他又比陆机的观点大大前进了一步,认为艺术想象并非凌虚蹈空而生的,它以“博见为馈贫之粮”的形象化的比喻,说明艺术想象的基础只能是客观生活中的素材或原料。这一见解,是符合实际的。同时,它又提出“神与物游”的重要观点。“神”即“神思”,是六朝时期的常用语汇,意即思维的特点是不疾而速的;语出《易?系辞上》:“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物”即客观现实。“神与物游”即指作家在艺术想象的全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具体、感性的物象,两者始终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正是形像思维的特点。《文心雕龙》还强调指出,唯有当作家的精神心理处于“虚静”状态,用志不分,不受外界的纷扰时,才能更好地驰骋自己的艺术想象力。“虚静”之说源于道家,荀子曾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刘勰将它创造性地运用于文艺创作理论。

《文心雕龙》在论述艺术想象时,还提出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等见解,强调艺术想象要有平日广泛的积累和生活知识,这样就为他的艺术想象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基础。《文心雕龙》继《文赋》之后,对于艺术想象及形像思维的论述,对后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王昌龄所说的“神会于物”(《唐音癸签》卷二),苏轼所说的“神与万物交”(《书李伯时山庄图后》),黄宗羲所说的“古之人情与物相游,而不能相舍”(《黄孚先诗序》)等观点,都是漤觞于《文心雕龙》“神与物游”的。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还对“辞令”“志气”和语言的关系作了很好的阐发。

关于文学创作,《文心雕龙》论述到的问题还有:文学的夸张、结构、剪裁、用事、修辞、含蓄和声律等。在这些问题的论述中,同样不乏精辟的创见,例如在《夸饰》中,《文心雕龙》不仅第一次提出了文学创作离不开必要的夸张,以使作者表现的事物更为突出,但他又主张夸而有节,反对夸张失实。

关于各种文章体裁、源流的阐述,也是《文心雕龙》的重要内容。自曹丕、陆机相继对文章体制的同异提出了意见后,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但这些著作都已亡佚。刘勰的《文心雕龙》从第 5篇《辨骚》起,到第25篇《书记》止,就成为中国现存的南朝时代关于文章体制和源流的唯一重要的著作,也是关于这一问题的重要的历史文献。其中不乏细致,中肯以至精辟的见解。例如在《明诗》篇中,它对自建安时代起到刘宋初年诗歌发展过程的论述,就是如此。

作品价值编辑

《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深得文理”的文章写作理论巨著。全书分五十篇,内容丰富,见解卓越,皆“言为文之用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写作上的各种问题。尤为难得的是对应用写作也多有论评。粗略统计,全书论及的文体计有59种,而其中属于应用文范畴的文体竟达44种,占文体总数的四分之三。(《应用写作》杂志1996年第4期,《

文学史的观念

《文心雕龙》作者刘勰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他在《时序》篇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在《时序》《通变》《才略》诸篇里,从上古至两晋结合历代政治风尚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来探索文学盛衰的原因,品评作家作品。比如他说建安文学“梗概而多气”的风貌,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而形成;东晋玄言诗泛滥,是由于当时“贵玄”的社会风尚所决定。注意到了社会政治对文学发展的决定影响。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了文学演变的继承关系。并由此出发,反对当时“竞今疏古”的不良倾向。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

内容与形式

分析论述了文学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在《风骨》篇里,他主张“风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强调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间,他更强调“风”“情”的重要,他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

总结经验教训

从创作的各个环节上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应该避免的失败教训。他指出,在创作上,作家“神与物游”的重要,强调了情与景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他还指出,不同风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气质与后天的学识、习染存在着差异的结果。针对当时“近附而远疏”“驰骛新作”的风气,他提出了继承文学传统的必要,论述了文学创作中“新”“故”的关系。此外,他对创作中诸如韵律、对偶、用典、比兴、夸张等手法的运用,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建立方法论

在《知音》篇里,他批评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各执一隅之解”的不良风尚,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六观”的批评方法:一观位体,看其内容与风格是否一致;二观置辞,看其文辞在表达情理上是否确切;三观通变,看其有否继承与变化;四观奇正,看其布局是否严谨妥当;五观事义,看其用典是否贴切;六观宫商,看其音韵声律是否完美。这在当时是最为全面和公允的品评标准。

历史局限性

《文心雕龙》虽然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特别是“宗经”“徵圣”等儒家思想对于他的文学理论有不少消极影响;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名副其实的“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富有卓识的专著,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

版本和注释

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最早写本为唐写本残卷(藏北京图书馆)。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元至正本为最早版本,并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通行本有清人黄叔琳本,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义证》、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

书籍评价

中国第一部美学和文学理论巨著,也是一部文学批评著作,完书于中国南北朝时期。

《文心雕龙》分为“上、下”两编,每编25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总序”等五部分。其中总论5篇,论“文之枢纽”,打下理论基础;文体论20篇,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创作论19篇,分论创作过程、作家风格、文质关系、写作技巧、文辞声律等;批评论5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及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作了探讨,也是全书精彩部分;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总序,说明了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文心雕龙》全书受《周易》二元哲学的影响很大。  

《文心雕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精密的批评的书,“体大而虑周”,全书重点有两个:一个是反对不切实用的浮靡文风;一个是主张实用的“攡文必在纬军国”之落实文风。刘勰把全部的书都当成文学书来看,所以本书的立论极为广泛。

《文心雕龙》是刘勰在入定林寺的后期所写,是“齿在逾立”之年的作品,他曾帮助僧祐整理佛经,有学者认为《文心雕龙》多少有受佛教思想的影响。饶宗颐〈《文心雕龙》与佛教〉说:“他的文学理论之安排,却建筑于佛学根基之上。”僧祐所使用的“原始要终”一词,在《文心雕龙》之中共使用四次。日本学者兴膳宏例举《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的相似处。  

清代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出现以后,成为《文心雕龙》的通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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