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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文中将(1905年12月29日-1987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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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刘少文,1925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入共产党并赴苏入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任苏共代表团翻译。曾任中央翻译科科长,军委秘书长兼《革命与战争》军事杂志编辑,红军总司令部政治教导员,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中央交通处港澳办事处处长,中央南方局交通处处长、组织部主任秘书、情报部部长,上海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社会部副部长,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轻工业处处
目录
丹心献革命,党难见坚贞
无声的工作,留声的事业
足迹涉港澳,重庆与沪宁
开国中将刘少文秘密战线遇险记
意外暴露
千钧一发
机智脱险
刘少文中将大事年表
奉瞿秋白之命,负责国际联络工作
奋战在统战、情报工作第一线,“足迹涉港澳,重庆与沪宁”
“筑地下长城,求知己知彼”

  1927年11月,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看中刘少文的干练,调他到身边担任助手,负责国际联络工作。1928年下半年至1931年上半年,由于早年旅苏的经历及谙熟俄语,刘少文得以出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翻译科科长,负责同共产国际和兄弟党的联络工作并管理有关经费,兼管与兄弟党驻上海代表的联络工作,“是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的交通员”。

  1931年6月,刘少文被党中央任命为巡视员派往陕西。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帮助改组了中共陕西省委,并帮助陕西省委建立了西安市委,大大加强了陕西党的力量。不久,他的肺病复发,病情十分严重,组织决定让他到北平疗养。1933年6月,当他得知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毅然奔赴张家口抗日前线找党,与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前委)书记柯庆施接上组织关系,被委任为中共前委委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刘少文担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兼独立第十八师政治部主任。

  在朱总司令、刘伯承的具体指导下,对张国焘分裂主义行为进行了巧妙的斗争

  1934年2月,刘少文辗转到达江西中央苏区,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并主编军事杂志《革命与战争》,还担任过红军总司令部政治教导员。周总理曾称赞他是“既能秘密书写(秘书),又能提纲挈领(主编),更能深入人心(政治教导员)”。1934年10月,刘少文参加了长征,并在遵义会议上担任秘书工作,见证了党史上伟大的一章。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刘少文跟随朱总司令、刘伯承被编入张国焘领导的左路军行动。9月,张国焘另立“中央”时,看中刘少文曾“是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的交通员”的经历并和共产国际一些负责人有过工作交往,就内定他为“中央”秘书长,以示拉拢。当朱总司令事先将此事透露给刘少文时,他表示坚决不干,朱总司令指示他暂且“忍耐”,刘伯承则劝说:“我们以前曾做白军的工作,何况张国焘他们还打着红旗呢!”与此同时,刘伯承还嘱咐刘少文,“要把通(共产)国际的密码烧掉”。在朱总司令、刘伯承的具体指导下,刘少文“身在张营心在党”,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反动行径进行了巧妙的斗争。

  1936年7月2日,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为密切两个方面军的关系,刘少文转到红二方面军工作,担任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二、四方面军会合时,由于张国焘的反党活动,党和红军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分裂危机。这时,朱总司令、刘伯承、徐向前等和红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一起,坚定地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其间,刘少文向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汇报了张国焘的错误,并取出他所记的有关张国焘分裂活动的全部记录作为证明,使上述同志在同张国焘斗争时“既有理,又有据”。1936年7月27日,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以约束张国焘的反党行动,由刘少文出任秘书长。在秘书长任内,刘少文与朱总司令、任弼时等一起继续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后来,刘少文还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材料整理出来交给党中央,为延安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

无声的工作,留声的事业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刘少文长期在白区的危险环境中工作,默默无闻地完成着党交给他的“许多具体而微的任务”,从事的是“无声的工作,留声的事业”。

  1937年4月,遵照中央决定,刘少文抵达上海待命,七七事变后被调到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工作。8月,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简称“八办”)在上海福熙路多福里(今延安中路504弄)21号设立。刘少文担任办事处秘书长、副主任,先后协助两任主任李克农、潘汉年积极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努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八办”成立后不久,刘少文就曾陪同潘汉年一起,去看望因坚决主张抗日而一度入狱的“七君子”之一沈钧儒,宣传中共政策、主张。沈感激不已,代表“七君子”向潘、刘表示:“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

  在上海沦陷之前,“八办”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全面安排上层民主人士的安全撤退问题。郭沫若、沈钧儒、沙千里、胡子婴、邹韬奋等著名爱国人士的安全撤退,都是潘汉年、刘少文一手经办的。关于这一段经历,夏衍有过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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