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乾隆时期“议罪银”背后的君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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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议罪银,是清朝乾隆年间由和珅提议设立的一项以钱顶罪的制度,即根据官员犯罪情节的轻重以多少不一的银子来免除一定的刑罚,此法出台后,立即受到贪官污吏的欢迎,同时也招致一些直吏的质疑。应该说,议罪银制度的实施,使乾隆皇帝的钱包鼓了起来,解决了他个人的财政危机。但同时,也加速了那些贪官们敛财的力度和速度,加深了清王朝腐败的速度。
文/陈卓城

雍正时期开始实施的“养廉银”制度为学者周知,但乾隆时期的“议罪银”制度却知之者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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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罪银,又称“自行议罪银”、“自请认罚银”、“自议罚银”、“认缴银”、“上交银”等等。在《高宗实录》《清史列传》等清代官书和后人著述中,又通常称为“罚银”、“罚款”、“罚项”、“罚缓”等等。由此可见,清代官书对“议罪银”的命名是造成学者将议罪银制度与罚俸制度混淆的重要原因。

关于议罪银制度的产生,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与权臣和珅的得宠秉政有关,而直至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驾崩后,有关议罪银制度执行情况的记载才消失。那麼,议罪银为什麼没有延续下去,成为后代定制,而是成了乾隆后期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与中国旧有的罚俸制度又有什麼区别?学者林新奇在《论乾隆时期议罪银制度与罚俸制度的区别》一文中,从二者的产生时期、办理机构、惩罚对象、原因、数量、缴纳方式、缴纳期限、性质、作用等方面,比较分析了议罪银制度与罚俸制度的区别。

理清了议罪银与罚俸的区别,才有助于我们深入剖析议罪银背后所隐藏的君臣之间的“交易”模式:一方面乾隆通过“小过重罚”,让官员、商人认缴巨额银两,从而达到扩充自己内库收入的目的;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官员、商人通过这种“捐输”、“罚款报效”的形式贿买平安,向皇帝表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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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罚俸制度针对于所有各级官吏不同的是,一般而言,议罪银主要针对督抚等地方高级官员,包括布政史、盐政、织造、税关监督以及个别富商,如盐商、参商等。议罪银所针对的对象要麼坐拥厚廉,要麼家财万贯,于是,这很难不让人对议罪银制度的出发点提出疑问。

《密记档》是专门记载议罪银制度执行情况的珍贵资料,《密记档》的资料并未发现完全,其最早关于议罪银的记录是从乾隆十五年(1780年)开始的。其实,在这之前早有关于议罪银制度执行的例子。

乾隆十三年(1768年),在两淮盐引案中,湖广总督高晋因其弟高恒的缘故自请交部严加治罪,这似乎是第一个奉旨罚议罪银的督抚。奉朱批:“交部议罪,不过革职留任,汝自议来!”高晋遵旨覆奏:“惟阙廷伏地,仰求皇上准奴才捐银二万两,以赎奴才之罪……只以奴才之产计值不过二万两,一时变卖又恐不能得价,查以前奴才承审段成功之案,办理舛谬,叨蒙皇恩,准奴才将赎罪银分四年完缴在案,今次赎罪银两并恳圣主天恩,俯准奴才照段成功赎罪之案,每年于养廉银内扣解银五千两,分作四年完缴。”

由此可见,在这起案件中,高晋是否真的有罪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高晋已成惊弓之鸟,害怕受到牵连,自请交部严加治罪。乾隆正是抓住了高晋的这个心理,顺水推舟地让高晋认缴巨额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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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2万两议罪银的背后,隐藏的便是皇帝与高晋之间的一次“交易”。高晋花2万两保身,由国库分发的2万两养廉银在高晋手上转了一手,最后落入了内务府的口袋——皇帝的私囊。

尽管乾隆曾为自己辩白:“即或议缴罚项,皆留为地方工程公用。”但是据《密记档》记载,在现存的68件议罪银案中,奉旨结交户部或地方工程备用的议罪银件数不及总数的1/5,其余的都入缴内库。

而对比乾隆前、后期内务府财政的变化可以发现,由前期的入不敷出,还需“檄取户部库银以为接济”,到后期扭亏为盈,“每岁将内务府库银,命拨归户部者,动以百万计”。不难看出,内务府财政的变化与议罪银充入内库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尽管乾隆声称议罪罚银“亦不过偶尔行之,非定例也”,但实际上,议罪银制度不仅有专门的办事机构和人员,有严格的值班、检查和定期汇奏、呈报规定,有特定的议罚对象,而且有一套完备的自行议罪罚银手续并持续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通过日常实践的反复重演,议罪银作为一项制度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尽管议罪罚银已成定例,但也不能说议罪银就是乾隆盘剥督抚等地方高级官员,扩充内库收入的借口,其实乾隆也有自己的考虑。议罪银针对的主体是官秩甚高的边疆大员,这一层次的人才的确难得其选,非真才实学者无法胜任,若是因为这些疆臣因一些过错而遭贬职弃用,那麼很快便会达到水至清则无鱼的境地。

相反,给疆臣的惩罚以一定的伸缩性,通过认缴巨额银两从而达到让他们洗心涤虑,知过从新的目的。但事实上,目的和效果却是南辕北辙。

乾隆年间功令森严,对于督抚大员来说,往往是赔项、扣廉、罚廉、议罪银等“多管齐下”,使得官员们“无廉可养”。官员们认缴的巨额银两往往是通过层层盘剥而来,官员们以权力大肆聚敛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最终使得贪巫、府拜、蕙赂的风气更加严重。

而从几件议罪银案件可以看出,官员贪巫受蕙似乎是得到皇帝默许的。

据《密记档》记载,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月二十日,粤海关监督李质颖上奏:“奴才于浙江巡抚任上,未行参奏王燧,情愿罚银十万两;粤海关监督任上,奏事错误,情愿交银二万两;四十六、七两年,关税盈余短少,部议赔银三万六千余两;审理广东盐案不实,情愿罚银十万两。共银二十五万六千余两。荷蒙皇上天恩,准每年交纳二万两。”

在这起案件中,李质颖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被免除浙江巡抚之职,但同年二月,李质颖便被任命为粤海关监督。短短一个月,李质颖便从一个负有“徇庇”之罪的罪臣摇身一变成为占据粤海关监督这个肥缺的地方高级官员,这其中,与他“情愿罚银”有很大关系

乾隆将李质颖从浙江巡抚的职位上撤下,后又将其委任为粤海关监督,此举若不是为了让李质颖更便于搜刮钱财以抵交罚项,那便很难解释得清了。

两淮盐政全德的案子也是一例。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五月,以“溺职”罪被内务府议处革任的全德通过缴银10万两换来皇帝降旨从宽留任。次年八月,全德又自行议罪,奏请于两淮盐政任内收受商人“供应银”19万2000两,情愿加一倍缴出,共交银38万4000两,分限五年完交。

全德的“情愿罚银”换来了可喜的回报,乾隆非但没有治其贪巫受蕙之罪,反而让他继续留任,令其三年完缴全部银两。短短三年时间需要缴纳38万多两,而一名地方高级官员一年的养廉银最多不过3万两,面对如此巨大的款项,全德只有选择加紧贪巫受蕙,搜刮钱财,而这些乾隆不会不知道

乾隆后期贪巫亏空案件的大量发生,议罪银制度的存在成了官员们贪巫受蕙而无所顾忌的借口。议罪银制度背后隐藏的君臣之间彼此心领神会的“交易”模式,让绝大多数官员都缄口不言。但内阁大学士尹壮图却是个例外,他站出来戳穿这场君臣“交易”的虚伪面孔,而代价是——回家“归养”。

乾隆十五年(1790年)十一月十九日,尹壮图上疏:“请停督抚等罚银之例,将罚项改为记大过若干次,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量予京职,毋许再膺外任。”

乾隆虽然表面上认为“将罚银之例永远停止固属不为无见”,但他辩解此举是“爱惜人材起见”。二十一日,尹壮图覆奏请求派大臣随同“密往各省盘察亏空”,乾隆没有答应尹壮图的请求,而是派侍郎庆成随尹壮图赴各地公开盘查,而所谓的“公开盘查”,地方官员们其实事先已经收到消息,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其结果可想而知,地方督抚在尹壮图的面询下都一口咬定“罚项并非勒派属员”,“实系养廉完缴”。面对无奈的现状和险恶的处境,尹壮图只能违心地承认“各省多有亏空原是揣度之语……”乾隆十七年(1792年)七月,心灰意冷的尹壮图“遵照”皇帝的旨意——回家“归养”。

议罪银制度作为乾隆朝独出心裁的创造,其体恤官员、爱惜人才、宽大处理的初衷随着“盛世”的落幕而渐渐走偏。一个好大喜功的专制君主,在其统治的后期为了追求生活上的奢靡享受,不惜通过议罪银制度来达到聚敛钱财的目的;而深知天威的官员们则十分识相,通过认缴巨额银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或是换取平安,或是表示忠心,或是希冀调换肥缺,继续贪巫受蕙。

在议罪银制度的背后隐藏的就是君臣互惠的“交易”,而这些“交易”带来的结果就是“奢侈之风,与贪风竞长”,“州县剥削小民,不尽自肥己囊,大半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勒索属员,层层朘削……”吏治的败坏、社会民生的危机很好地解释了议罪银制度走向终结的原因。

(来自 中国国家历史

参考文献:
张世明、王旭《议罪银新考》,《清史研究》2012年第1期
台湾故宫博物院编辑《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三十一辑
《密记档》,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藏编《文献丛编》
《啸亭杂录》卷八,《内务府定制》
《高宗实录》卷一一六〇
王先谦撰《东华续录》,乾隆一百十二
林新奇《论乾隆时期议罪银制度与罚俸制度的区别》,《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3期
陈丽霞《清朝养廉银立法问题研究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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