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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钜夫袁桷
    程钜夫,名文海,避武宗御名,以字行。其先,自徽州徙郢州京山后又徙建昌。宋德祐元年,钜夫叔父飞卿,以军器监知建昌军,大兵至,迎降。钜夫入为质子,授宣武将军、管军千户。世祖召见,问:“宋何以亡?”对曰:“贾似道误之。”又问:“似道何如人?”对曰:“为边将一似道也,为宰相又一似道也。”帝悦,命给笔札书之。钜夫即御前,以银盆磨墨,书二十余纸以进。帝问居何官,以千户对。帝曰:“卿儒者,授非所宜。”特命改直翰林,且谕之曰:“自今政治得失,廷臣邪正,卿为朕直言元隐。”钜夫顿首谢。十六年,授应奉翰林文字。明年,进修撰,寻迁集贤直学士、中议大夫,兼秘书少监。钜夫条陈五事:
    一,取会江南仁籍
    昨者钦奉圣旨,许令江南曾有官人赍告敕赴省换授,此最良之法。奸邪卖弄,遂至颠倒。求仕者凭外省之咨,而外省贪饕尤为不法,有卖家丧业,而卒不沾一命者;亦有全无根脚,白身而受宣敕者。又有外省官将空头咨示旋来内省,寻趁有钱人员,书填姓名;亦有内省通同作计,公行添插人员。又有一等奸人,置局京师,计会保民,诬写根脚,保明而得者。吏治之弊,至此已极。省府欲行考究,似觉费力。今有捷法,可以永除病根。乞选清强通晓官员,无论南北,每省差两员前去,同本道按察司,取会江南州县城郭乡村邻甲,保明诣实元在亡宋有官人员姓名,一概置籍明书本人乡贯、三代及入仕根脚,赍来省部,以凭照勘。遇有求仕赴人员,一阅而知真伪,极为便当。仍与申饬外省,遇有求仕,合与行下本郡,令乡都乡甲保明本人是何出身,即量轻重咨来,不许邀阻。其有邀阻者,许令求仕人赴御史行台及按察司论诉。庶几私两得便当。籍成之后,却与商略白身人求仕格式,行下江南。
    一,通南北之选
    圣主混一车书,南北之人皆得入仕。惜乎北方之贤者,间有视江南为孤远,而有不屑就之意。故仕于南者,除行省、宣慰、按察诸大衙门,出自圣断选择,而使其余郡县官属指缺愿去者,半为贪污狼藉之辈。南方之贤者,列姓名于新附,而冒不识体例之讥,故北方州县并无南方人士。且南方归附已七八年,是何体例,难识如此。欲乞令省部,刷具南北府州县官员脚色参对,今后南北选房,流转定夺。若以南人为未识体例,则乞于北方州郡,每处且与参用一二人,秩满却与通行定夺。其北人注南缺而不赴者,重与罪过。庶几吏称民安,可以上副圣主兼爱南北之意。
    一,置考功历
    国朝建御史台,虽有考课之目,而未得其要,莫可致诘。欲乞照前朝体例,庆诸道府州县,下至曹掾等,各给出身印纸历子一卷,书本人姓名、出身于前,俾各处长吏联衔结罪保明,书其历任月日,在任功过于后。秩满,有司详视而差其殿最。则人之贤否,一览而知,考核得实,庶无侥幸。
    一,置贪赃籍
    国朝内有御史台,外有行台、按察司,其所以关防贪官吏者,可谓严矣。而贪污狼藉者,往往而是,何也?盖其弊在于:以征赃为急务,以按劾为具文。故今日斥罢于东,明日擢用于西,随仆随起,此弃彼用。多方计置,反得美官。相师成风,愈无忌惮。欲乞省台一体,应内外诸路官员,有以贪赃罢者,置籍稽考,不许收用。其吏人犯赃者,重置于法,内外一体照应,庶几官吏知所警戒。
    一,给江南官吏俸钱。
    仕者有禄,古今定法。无禄而欲责之以廉,难矣。江南州县官吏,自至元十七年以来。并不曾支给俸钱,直是放令推剥百姓。欲乞自今并与支给各合得官俸钱,其有贪赃者重罪不恕,人自无词。
    二十年,加翰林集贤直学士,同领会同馆事。二十三年,改集贤直学士,进少中大夫。入见,乞建国学,又请搜访江南遗逸,御史台、按察司宜南北人参用。蒂并嘉纳之。二十四年,立尚书省,拜参知政事,钜夫固辞,又命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且年少。”帝怒曰;“汝未用南人,安知南人不可用?”遂拜侍御史,行御史台事,奉诏求士于江南。初,诏书皆用蒙古字,至是特命以汉字书之。帝素闻赵孟頫、叶李名,密谕钜夫,必致此二人。钜夫又荐赵孟頫、余恁、万一鹗、张伯淳、故梦魁、曾晞颜、孔洙、曾冲子、凌时中、包铸等二十余人,帝皆擢置清要。入都复命,时宫门已闭,世祖闻之喜甚,不觉起立曰:“程秀才来矣!”钜夫奏民间利病七事:
    一,江南买卖宜许用铜钱或零钞
    窃维江南贫民多而用钱细,初归附时,许用铜钱,当时每钞一贯准铜钱四贯,自铜钱不用,每钞一贯所直物件比归附时不及十分之二。在前上司指挥官收铜钱有私藏者,坐以重罪,其拘收到官者必多,或民间尚有窖藏,亦难尽知。计江南铜钱,比故宋时虽或熔废,其到官者宁无十分之五,在民者无十分之一。若尽废在官之钱,使民间以钞一贯就官买钱若干,添贴使用,其有民间窖藏者,立限出首纳官免罪,如限外不首,私自发掘行用,许邻右主首诸色人捕告,验实坐以元罪。有诬告者,亦反坐之。试行一二年,如公私果便,永远行用。如其不便,然后再禁,公私亦无所损。如不复用铜钱,更宜增造小钞。比来物贵,正缘小钞稀少。如初时直三、五分物,遂增为一钱。一物长价,百物随之。省府分有小钞发下,而州县库官不以便民为心,往往惮劳而不领取,提调官亦置而不问。于是民日困,而钞日虚,宜令增造小钞,分降江南各路,特便细民博易,亦利民重秒之一端也。
    一,军人作过甚者,责其主将仍重各路达鲁花赤之权
    各路管民官与管军官不相统一,军卒肆凶,小民受害,管军官不肯问,管民官不敢问。甚则如临江之兵挥刃以拟总府,吉州之兵奋拳以殴府官,此风何可浸长!国家置达鲁花赤,本令兼管军民。江南诸路达鲁花赤固多失职,赤缘地远军骄,故不能制。宜特降旨,今后诸处经过屯戍军兵,敢于民间剽夺奸污者,本路达鲁花赤即将犯人准法处断。如漏失本人姓名,具管军官姓名呈省,自其牌子头至百户定罪有差。若十人以上同罪,罪其主将。庶几每翼头目,各务钤束其下,不致生事,军民相安,远方幸甚。
    一,百姓藏军器者死,而劫盗止杖一百单七,故盗日滋,宜与藏军器同罪
    盗之害民,劫盗为甚。故自古立法,劫盗必死。江南比年杀人放火者,所在有之。被害之家才行告发,巡尉吏卒名为体覆,而被害之家及其邻右先已骚然。及付有司,则主吏又教以转摊平民,坐延岁月。幸而成罪,不过杖一百单七,而蔓延逮捕平人死狱中者,乃十之四五。况劫盗幸免,必图报复,而告发之家无遗种矣。被贼劫者,谁敢告发。盗势日张,其祸何可胜言!夫诸藏兵器者处死,况以兵器行劫,而罪乃止于杖,此何理也?故盗无所畏,党日以多。今后强盗持军器劫人财物,赃证明白,只以藏军器论罪,郡府以便宜从事,并免待报。庶使凶人警畏,平民安帖,其于治势实非小补。
    一,江南和买物件及造作官船等事,不问所出地面,一切遍行合属,处处扰害,合令拣出产地面行下
    凡物各有所出所聚处,非其处而谩求,如缘木求鱼,凿冰求火,无益于官,徒扰百姓。如纻丝、邵缂、木锦、红花、赤藤、桐鱼、鳔胶等物,非处处皆出,家家俱有者也。而行省每遇和买,不问出产在何地面,件件都是遍行合属。其各道宣慰司承行省文字如此,亦遍行千合属总管府。总管府又遍行合属州县。遂使江南百姓,因遍行二字,处处受害。及申到和买诸物,又行移体覆,动辄半年、一年。及上司放支价钱,官吏通同,不复给散于民,虚写收管,粘入卷中,以备照刷,公私俱弊。欲令省家先计必合和买物件,某物出于何处,聚于何处,采之公论,置簿籍记。如在江东,止行下江东,在两浙,止行下两浙。量远近,立限期,仍令本处宣慰司止行下所出、所聚去处,委廉正官一员,依时给价,于系官钱内即行放支,结保申呈。如后经手官吏作弊事发,依至元十九圣旨条画盗官财物罪犯追断。又造船一事,其弊与前略同。自至元十八年至今,打造海船、粮船、哨船,行省并不问某处有板木,某处无板木,某处近河采伐利便,又有船匠,某处在深山采伐不便,又无船匠;但概验各道户口,敷派船数,遍行合属宣慰司,仍前遍行合属总管府。以江东一道言之,溧阳、广德等路,亦就建康打造,信州、铅山等处,亦就饶州打造,勾唤丁夫,远者五、六百里,近二、三百里,离家远役,辛苦万状,兼木植或在深山穷谷,去水甚远,用人扛抬过三、五十里山岭,不能到河,官司又加以箠楚。所以至元二十一年,宁国路旌德县民余社等,因而作哄,亦可鉴也。又所用铁、炭、麻、灰、桐油等物,官司只是桩配民户,不问有无,其造成船只,并系仓卒应办,元不牢固,随手破坏,误事尤多。宜令凡是海船,止于沿海州郡如建德、富阳等处打造,粮船、哨船止于江西、湖南、湖北等处打造。乃乞照故宋时打造官船体例,差官领钱与河、海船匠,议价打造,每人愿造若干船只,领若干钱,写立文书,须管十分坚牢。如有违约,即追罚价钱,依法治罪。所委官在彼守待了毕,交领而回,则民户无远役之费,匠户无差役之苦,官吏无催督之劳。或有欺盗发觉,照盗官财物例追断,公私两便。而所造船只,亦可为长久之用。
    一,江南诸色课程多虚额妄增,宜与蠲减
    江南茶、盐、酒、醋等税,近来节次增添,比初归附时十倍以上,今又逐季增添。正缘一等管课程官,虚添课额,以诌上司,其实利则大概入己,虚额则长挂欠籍。姑以酒课言之,自前日有司徒增酒课,每米一石,收息钞十两,而江南糯米及所用曲蘖等工本,通仅七两。以七两工本,而官先收十两和息,宁有此理。所以杭州、建康城里酒价,不半月间,每瓶骤增起二百文。其他可类推也。前来钦奉圣旨,诸色课程从实恢办,既许从实,岂可虚增。除节次累增课额实数,及有续次虚增数目,特与查照,并蠲减、从实恢办。庶将来不致陷失岁课,亦不致重困民力。
    一,建昌路分小于抚州,而杂造段匹三倍抚州,工役不均,宜只依抚州例,诸处凡似此不均者,比附施行
    窃惟建昌虽名一路,而在宋时止称为军,宋初本是抚州属县。两处民户物产,大不相侔。况建昌四县近又割出管内,南丰一县以为州,事力小弱甚矣。今江西却令建昌路安机一百张,每年造生熟段匹二千二百五十段,而抚州路止安机二十五张。建昌何重,抚州何轻?抚建甚近,土性相同,非建昌独宜织造也。缘建昌曾有一路官,刻下民、媚上司,妄添数额,遂不可减,作俑有自,流毒无穷,本郡不堪其扰。臣昔家此,实所备知。如令比附抚州体例,特与末减,信望公私易为趁办,段匹又加精好,而本路之民少得一分之宽。然此,特建昌一路,兴织造一事也。其他路分及工匠等事,似此不均者,亦乞令各处有司,比附上项事理施行,生民幸甚。
    一,江南官吏家远俸薄,又不能皆有职田,故多贪污之吏,宜于系官田地拨为职田
    江南官吏多是北人,万里携家,钞虚俸薄,若不侵渔,何以自赡中。前曾令依腹里州县体例,各给与职田,而行省行下,必令于荒闲田地内摽拨。夫江南州县安得处处有荒闲田地,只为此语糊涂浮泛,得职田者,遂无几人。今欲一一添俸,则费钞愈多,虚钞愈甚,莫若职田之为便也。宜令行省遍下诸道诸路州县,凡各处系官田,即拨与各官充合得职田,比腹里例毋令减少,使洁己守官者既免饥寒之忧,其病民蠹国者自甘惩汰之罚。如此,然后治平可冀也。
    其言皆切中当时之弊,帝韪之,超授集贤学士仍兼行御史台。
    时桑哥专政,法令苛急,钜夫入朝奏言:
    天子之职,莫大于择相,宰相之职,莫大于进贤。苟不以进贤为急,而以殖货为心,非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之意也。昔汉文帝以决狱及钱谷问丞相周勃,勃不能对,陈平进曰:“陛下问决狱责廷尉,问钱欲责治粟内史。宰相上理阴阳,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内亲附百姓。”观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职矣。今权奸用事,立尚书省钩考钱谷,以割剥民生为务,所委任者皆食饕嗜利之人。江南盗贼窃发,良以此也。臣窃以为,宜革尚书之政,损行省之权,罚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于国为便。
    桑哥大怒,留钜夫不遣,奏请杀之。凡六上,帝皆不许,命钜夫归。
    十九年,又诏钜夫与胡祗遹、姚燧、王恽、雷膺、陈天祥、杨恭懿、高凝、陈俨、赵居信十人赴阙,召对便殿,劳问甚悉。三十年,出为福建海北道肃政廉访使。大德四年,改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湖广行省平章纵家奴害民,钜夫按治之,榜其罪于市,民大悦。八年,召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明年,加商议中书省事。时亢旱,风灾尤甚,钜夫应诏陈言,奏敬天尊祖、清心持体更化五事。十一年,出为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
    武宗即位,留翰林学士,加正奉大夫。凡朝延大议,必咨之。每议事归家,人占其颜色,以知时政之得失。至大三年,复拜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
    仁宗即位,召老臣十六人赴阙,钜夫与焉。帝素重钜夫为人,每呼程雪楼而不名。雪楼,钜夫别字也。未几,改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使,留为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二年,旱,钜夫应诏陈桑林六事,忤宰相意。明日,帝遣中使赐上尊劳之曰:“昨中书集议,惟卿言最当。后遇事,其尽言无隐。皇庆元年,进荣禄大夫,诏钜夫与李孟、许师敬等议贡举法。钜夫言:“朱子贡举私议,可损益行之。”又言:“取士当以经学为本,经义当用程、朱传注。唐、宋词章之弊,不可袭。”从之。二年,以疾乞归,不允,命尚医给药物,官其子大本郊礼署令。三年,疾益剧,平章政事李孟亦为之请。特加光禄大夫,赐上尊,命廷臣以下饯于文明门外,大本乘驿护侍南还,仍敕所在有司常加存问。五年,卒,年七十。泰定二年,赠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文宪。
    钜夫博闻强识,文章议论为海内宗尚者四十余年,临大事,决大议,风采懔然,不为利害所动。常曰:“士生天地间,当以利人济物为心,奈何琐琐为身家之计?”论者谓钜夫不愧其言。有《雪楼集》四十五卷。
    子大年,金豁县尹;大本,秘书监著作郎。孙世京。集贤修撰。
    袁桷,字伯长,庆元鄞县人。曾祖韶,宋同知枢密院事。祖似道,宋知严州。父洪,字季源,七岁通《诗》、《书》、《春秋》,宋京尹马光祖辟为掾,以敏达闻,累迁太社令。贾似道不乐四明人,洪与同州六十余人皆被废。咸淳九年,起为建康路通判,大帅赵溍委以府事。诸将桀傲,数以语侵,洪请较射,洪三发三中,众惊服。后为制置司参议官,不拜而归。至元十五年,授同知邵武路总管府事;二十年,改温州;并以疾辞。卒,年五十四。
    桷,幼好学,读书常达旦不寐。稍长,师事王应麟、舒岳祥,其学精深核实。以行台荐,授丽泽书院山长,不就。大德初,阎复、程钜夫、王构俱荐之,擢翰林国史院检阅官。成宗初建南郊,桷进郊祀十议,其序曰:
    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所由来尚矣。损益之道,其旨同焉。赢政绝灭三代典礼,臆为之制,《礼经》废缺,残灰断壁,收合于西汉之世,名为宗周,而祠祭广衍,皆祖秦旧。逮王莽尊信《周官》,后汉二郑申释名义,违异于五经者,旁傅曲会,皆得以合。自汉而降,言礼者悉本于此。愚尝绸紬绎经传,审问慎思,繄儒先是,证郊社大典,秦、汉而下,莫有疑义,惟合祭,同异其详,可得闻矣,若郊非圜丘,帝非天帝,沿袭旧说,卒无与正。夫天无二日,是天尤不得有二也,五帝非人也,然不得谓之天,作《昊天五帝议》。祭天岁或为九,或为二,或以变礼者为正,作《祭天名数议》。圜丘不见于五经,郊不见于《周官》,作《圜丘非郊议》。后土,社也,先儒言之而复疑。焉,作《后土即社议》。三岁一郊,非古也,作《祭天无间岁议》。燔柴,古经之可见者也,《周官》以橦祀为天,其义各旨,作《燔柴泰坛议》。祭天之牛角茧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也,礼成,于周公未之有,改增群祀而合祠焉,非周之制矣,作《郊不当立从祀议》。郊,质而尊之义也,明堂,文而亲之义也,作《郊明堂礼仪异制议》。郊用辛,鲁礼也,卜不得常为辛,犹至日之不常为辛,作《郊非辛日议》。北郊不见于《三礼》,尊地而遵北郊,郑玄之说也,作《北郊议》。多闻阙疑,先圣有训。私不自量揆,妄为之说,实有恧焉。鸿藻硕儒,洽通上下,其必有以折衷而深证之。大德五年春三月,具官袁桷序。
    昊天五帝议
    言昊天者有三说。郑玄六天之妄,攻之者众矣。王肃谓祭天有二,冬郊圜丘,春祈农事。若明堂迎气,皆祭人帝。历唐而下,则谓郊祀配在者为昊天,明堂配上帝者为五帝。甚者因其说之不通,并《孝经》后稷配天本文,而非之。其说纷杂,良由天与帝之号不明故耳。夫在郊者,谓之天,在明堂者,谓之帝。河南程氏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者气之始也,万物成形于帝,人成形于父。故季秋飨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时也。胡宏氏曰:“天言其气,帝言其性。”其说是矣。故由其在郊,则以其远祖配,尊而无文之义也。由其在明堂,则以其父配,尊而亲之之义也。郑氏六天,本于谶纬,攻之者虽力,而卒莫敢废。汉、魏以来,名号不一。汉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间,则曰皇皇天帝。梁则曰天皇大帝。至唐,始曰昊天上帝,从长孙无忌之议,而废六天之廖。后复尊郑,而不敢废者,盖郑氏谓星经之天皇,即《周官》之昊天,上以合夫《周官》,而下复合夫从祀。于是郊之所主为昊天,而其坛之二等,复有天皇焉。此存郑之说,至于唐、宋而不敢废者,以此也。王肃言:明堂为人帝者,固非,而攻王者未尝不泥于五帝,至以明堂之祀五常,其来已久。或者又谓橦祀五帝为祭天,以此病肃,然卒无以归于一当之论。愚尝独谓五帝非人帝,其所谓人帝者,五帝之配耳。且五帝非天也。新安朱氏之定五帝,有取夫家语五帝之说。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而不敢加天以混之。唐永昌之敕亦曰:天无二称,帝是通名。承前诸儒互生同异,乃五方之帝亦谓为天。自今郊祀唯昊天上帝称天,余五帝皆称帝。证以二说,则六天之说不攻而自破,五帝之误,可证而不诬矣。独黄干泥夫郑学,谓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非人帝所能为。殊不知五人帝者,若太皞是也。五人神者,若句芒是也。今以五行之官名佐成上帝,而称五帝,何忧不能寒暑节、风雨时。独不可称天帝以混夫昊天上帝之号耳。陈祥道言:五帝无预乎昊天上帝,其说良是。而下文言上帝则五帝兼存焉,此亦泥夫郑说,又谓明堂之上帝兼昊天与五帝而一之,其说又不通。独三山林岊言:古之祭上帝,与祭五之礼,以经推这,礼莫盛于周,周之祭上帝,亦曰祀天,郊祀之天,明堂之上帝,即一也。郊祀从简,为报本反始。以稷配明堂从备,为大飨报成。以文王配稷王,业所始,文王王业所成,从其类也。祭于郊曰天,于明堂曰上帝,天言兆朕,帝言主宰也。《周官》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亦如之。谓大臣之赞相,有司备具,至其圭弊,则五帝各有方色,未尝于上帝混同也。愚尝妄谓《周官》无明堂郊天之文,先儒必欲合于五经,其说愈不可解。天官大宰祀五帝,则掌誓戒,后云祀大神示,亦如之。郑谓大神示,即天地也,是重五帝于大神示也。五帝之说,盛于吕不韦之《月令》,《诗》、《书》所载未尝有五帝之号。尊上帝而黜五天帝,要不为无据也。
    祭天名数议
    天岁有九祭,郑玄之说也。何以谓之九祭?祀昊天于圜丘,五天帝于四郊,复立郊祀,明堂而为二,龙见而雩帝于南郊,此九祭也。王肃谓天惟有一,岁有二祭,南郊之祭为圜丘以冬祭,其祈农事也以春祭,谓之二祭。梁崔灵恩宗郑而黜王,不过谓郊丘不可为一,而五帝之祀同为天帝,明堂之不可废,犹大雩之不可废也。自唐以后,非六天者皆是,而九祭之名微与郑异者,则谓春祈谷,夏大雩,秋明堂,冬圜丘,兆五帝于四郊,为九祭。历代尊黜异同,不过出于三者之说。愚独以谓其说皆无足取证。郑氏之五天帝不得为天,前已辨之详矣。以圜丘南郊为二者,分帝为太微,为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王肃之祈农事,先儒之言大雩,愚请得而论之。按《月令》元曰祈谷于上帝,噫嘻之,《小序》春夏祈谷于上帝,祈谷之,祭非郊与明堂之比也。善乎庐陵胡氏之论曰:“郑谓此即郊,按《特牲》又云郊迎长日之至,注引《易》说,谓春分日渐长,则此未春分也。《易》说三五之郊,一用夏正。孟献子云:启蛰而郊,则此未启蛰也。献子又云: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此不礼后稷而祀帝也。足明此。但祈谷非郊天,大祭诗云:春夏祈谷,岂谓郊乎?先儒亦言:祈者,以民食之重,有求于天,不得于南郊、明堂并而大雩之,祭尤不宜与二大祭同议。按《春秋》之书雩旱祭也,司巫女巫之舞雩,皆不得已吁嗟而求之,其甚者,则歌哭而请之,礼之变也。《尔雅》曰:“雩号祭也。《春秋》书雩之例,三传虽有异同,大较纪其灾之极。若昭公之季年一月,而两书焉,足以见夫旱之极矣。谓夫子纪鲁之僭者,非也。鲁之雩坛舞咏而归者,非欤?又按郑注,周雩坛在南郊之旁,则非郊天之坛明矣。《诗》之《小序》,自欧阳氏、苏氏、朱氏疑而去之者已久,详《小序》之笺。则先已有疑于本文,故其笺曰:“《月令》孟春祈谷于上帝,夏则龙见而雩,是与?”夫“是与”者,疑之之辞也。春犹得以祈谷言,夏不得以祈谷言矣。孔疏知“是与”为若不审之辞,复引仲夏大雩,以祈谷实为证。是徇小序之失,不若郑氏之置疑也。祀天之礼,有常有变,有因事之祭,若国故之旅于上帝,师行之类于上帝,天地之大灾、疾病、水旱,皆不得不祷于天。孰谓雩旱而可谓常祭者也?今定以南郊为一,明堂为二,此为一岁之大祭。若祈农事,虽非变礼,要为祭之次者。吕令固有议之者矣。独祈农于上帝,诚不可废。而元日之祭,不得与郊祭并。故两存而复议之。
    圜丘议
    圜丘之名,独见于《周官?大司乐》《诗》、《书》、《春秋》、《仪礼》之所不载。二载《礼》先儒谓出于汉儒,今不复引。以《周官》考之,圜丘非祀天之地。其本文曰:“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族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宫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郑康成释以为禘祭,又谓天神为北辰,地示为昆仑。历代相承,皆谓祀天于圜丘。王肃之徒,虽难郑说,能知禘之非祀天,而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其说率杂而不能定,愚按圜丘非郊也。圜丘非祀天神,独郑康成言之,既不能合于《诗》、《书》、《仪礼》,而于《周官》复有所背。以《周官》之本文言,止言于地上圜丘奏之,不闻其祀天于圜丘也。况《大司乐》前云奏黄钟,哥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奏太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夫祀天神、祭地示,其乐与圜丘所奏实异。则当以黄钟、大吕、云门为祀天,不当用圜丘降神之所,而遽言为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当以太蔟、应钟、咸。池为祭地,不当用方丘降神之所为祭地之所也。郑康成知其说之不通,遂释前天神为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天神为北辰。后来纷纷沿袭共说。而王肃六天之辨,复泥于祀天圜丘之说,不能详明其本文而折其谬,乃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故崔灵恩、孔颍达咸宗郑而黜王。夫《大司乐》既无祀天圜丘之丈,而郑氏天神复释为二,有不待辨而明。按释圜丘者,谓为自然之丘,非人力所为,其说与《尔雅》合。雍镐近郊宜或有此,若后代国都于平衍之地,将人力而为之耶?抑亦为坛以象之耶?或曰圜丘祀天,郑康成必本于前代。愚曰《诗》《书》《易》《春秋》《仪礼》之所无者,不必信郑氏之说,本于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圜丘,又汉武帝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园丘二者,皆非祀天。郑氏阴取之,而不敢明证其事。若谓南郊即圜丘,北郊即方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诗》、《书》、《春秋》之郊非圜丘之制,不得合而为一。谓祀天于圜丘者,特郑氏之说,初非《周官?大司乐》之本文。陈祥道《礼书》谓祭祀必于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瘗必于人为之坛,所以尽文,亦宗郑之说而微异。崔灵恩、义宗亦宗郑、黜王。而所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之误,乃不能正其说。历汉至宋诸儒,悉不过以《周官》傅合于《诗》、《书》、《春秋》,滋以启后来之误。故为之辨。
    后土即社议
    《周官》无祭地之文,先儒言之详矣。而其言近于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是也。郑氏之释地示,则曰: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夫以北郊为祀地,此祀之大者,不得合社与稷而言,合社与稷,是为三祀,非祭地明矣。曰大示,郑无明释。或谓大示,乃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郊为大,则地示之大者,将何以祀之?曰土示,郑谓原隰平地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日后土,郑氏则直谓:后土,黎所食者,后土官名,死为社而祭之。又曰: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答田琼则曰:此后土,不得为社者,圣人制礼,岂得以世人之言著太典,明后土土神不得为社。至于太祝建邦国告后土,郑复曰:后土神神,独此说违戾特甚,启历代之讹谬,产自此始。按《尚书》曰:“告于皇天后土。”孔注曰:“社也。《泰誓》之宜于冢土,亦社也。《召诰》之社于新邑者,亦后土也。甫田之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后土与社,皆地之称,今悉疏经文之可证者而言之。《泰誓》曰:郊社不修,礼日祭地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义。又曰: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若然,则社即后土,后土即社。郑氏之释《大宗伯》,既以黎所食者为是,而复有所疑而不决,于是答田琼之问,以后土不得为社。四者之说,更相背戾。而方丘、北郊复为二说,终莫能定。至胡宏氏始定郊、社之义,以为祭地于社,犹祀天于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后用太牢于社。记曰: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而《周礼》以橦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别无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云门以祀天神,两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别无祭社之说,则以郊对社可知。后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说足以破千古之惑,故新安朱氏《中庸》郊社,亦以社为祭地,取夫胡氏,而独以其废北郊之说为未然。愚按北郊不见于经,独见于郑氏。郑氏之北郊,非至日方丘之祭。攻郑氏神州之说者多,而不能辨郑氏北郊之不经。攻合祭之说者力,而不考以地为郊之失,亦始于王氏。郊以祀天,社以祀地。胃郊为祀地,吾知其不出于六经也。《春秋》书鲁之郊止天郊天,不闻其郊地也。用牲币于社,间于两社,皆天子之制也。谓鲁为僭郊社,则可;以鲁郊为祀地,则不可。云汉之诗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宫,宫社宫也。告天地之礼,郊、宫为二,则诗之郊,亦非祀地也。朱氏亦曰;“《周官》止言祀昊天,不言祀后土。先儒之言,祭社者为是。其言《周官》礼大神、祭大示,皆无明文,是深有疑于《周官》之非全书也。或谓社不足以尽地,此盖因诸侯大夫皆得祖社,遂因此以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则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国,先告后土。”谓之后土者,建国之始称。若武城之告于后土者是也。左祖、右社,亲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成于告后土之后也。先儒谓尊无二上,故事,天明独行于天子,而无二事地察,故下达于庶人,而且有公私焉。胡宏氏曰:“诸侯之不敢祭天,犹支庶之不敢断祖也;诸侯之得祭地,犹支庶之各母其母也。”其说为是。且社有等差,至于州党族闾,愈降愈少。独天子之社,为群姓而立。王社之说,孔疏谓,书传无文,其说莫考。陈祥道释社、后土之辨,终泥于郑氏。至谓建邦国先后土为非社,曾不知社之未立,其不谓这后土,其可乎?
    祭天无间岁议
    古者,天必岁祭。三岁而郊,非古制也。然则曷为三岁而郊也?三岁之礼,始于汉武。其祀天也,不于泰坛而于甘泉坛。有八觚席,有六采文章采镂之饰,玉女乐石之异,鸾略马莘驹之靡,瑄玉宝鼎之华,其礼也侈,其用民也劳,如之何其勿三年也?至于后世,不原其本,而议其末。三年之祭,犹不能举其能力行者。若唐之太宗,享国长久,亦不过三、四。宋仁宗以后,始克遵三年之制。夫三年一祭,已不得为古,则一、二举者,尤非礼也。苏氏曰:“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大庙,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已下至百官皆有赐赍,非周礼也。”先儒又曰:古之郊礼,以事天也,以报本反始,以教民尊上也。天子前期斋戒,命冢宰誓百官而莅事焉,事之莫尊者也。近世则变矣。三年而一郊,其所事者,则军旅亿丑之赏赍耳。事军旅亿丑之赏赍,则诚不专于享帝,制不一于报本。夫郊,以报一岁生物之功也。夫岂三岁一生物,而三岁一报耶?古者,大路素而越席,大圭不琢,大裘不饰,牲用茧栗,器用陶匏,谓德产精微,物所以称,故其文至简,而其诚至懿。近世盛銮辂冕服,珠玉金缯之饰,唯惧不华,内阙观宫一夕之具,唯恐不工。其文至繁,而其费至广,岂所以降格天神之意邪!如是,则郊天之礼,自汉而下皆非古制。礼乐百年而后兴,诚能如三代之礼,其茧栗、陶匏,费不为甚广,罢坛陛从祀之位,止以始祖为配,则千百年之废礼附典,由是而举,岂不甚盛!其或不与祭,则如《大宗伯》所谓:“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郑氏之释量人亦曰:“冢宰位佐王,祭亦容摄祭。”庶几破千古之陋,上以合于天道,而下足以解诸儒之疑议云。
    燔柴泰坛议
    《仪礼?觐礼》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瘗祭法》亦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尔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薶。”《祭法》、《尔雅》虽各自为书,而其说与《仪礼》合者,独燔柴无异。《周官》曰:“以橦祀祀昊天上帝,实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司中、司命、橦师、雨题。”夫《周官》之柴归于日月星辰,而以橦祀为祀天,是不与《仪礼》合也。《礼器》曰:“至敬不坛,扫地而祭。”不坛,非燔柴也;扫地而祭,非《周官》之祀也。合《礼仪》《周官》、《礼器》三书而言之,实有不同。自郑氏必欲合三礼之说为一,而后人附会者曲为之迁就。崔灵恩则谓:先燔柴及牲玉于丘讫,次乃扫地而祭。祭天之法,皆于地上,以下为贵,故不祭于人功之坛。陆佃则曰:“祭天之礼,升橦于泰坛,奏乐于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然后扫地而祭。乐者阳也,其声无形,故奏于自然之圜丘。烟者,阳中之阴,其气有象,故燔于使然之泰坛。至于橦祀实柴,有异于《仪礼》。郑氏则云:橦,烟也。三祀皆积柴实牲体于日月,言实柴于祀天,言橦三祀互相备矣。其释《觐礼》则曰:“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为祭日,则祭地瘗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灵之也。敢各疏其穿凿,以从古礼经之正。《周官》之不与《仪礼》、《易》、《诗》、《书》、《春秋》合者,不止于祀天地,今止因三礼之异同,诸儒之附会而言其非是。夫《周官》之圜丘,乃奏乐之所,非坛也。自汉而下,皆祀于圜丘,已失《周官》之意。崔氏谓圜丘即坛,为人功之坛。按释园丘者为自然之丘,非人功之坛,崔说与释园丘者异矣。使果从坛下扫地而祭,则燔柴于人功之坛,不可谓质,而独扫地之祭,得谓之质矣。若然,则《仪礼》之燔柴为末,而扫地之祭为本。历考梁、陈以来,不闻有祭于圜丘之下者。是崔氏之说,不得以行也。陆氏谓自然者为丘,使然者为泰坛,是祀天守有二。愚尝谓:合于《周官》,则泰坛之制未尝有合于《仪礼》,则燔柴之制无圜丘。历代之失祀于园丘,非是。陆氏独不能证其误,是为二坛者,亦非也。郑氏谓:烟,橦也。《诗》生民之橦祀,《书》之‘橦于六宗,橦于文武。”释者谓:橦,敬也。又曰:“精意以享”之谓也。使从郑说,以橦为烟,则六宗之祀不得与上帝并,而祀文武于宗庙,又难与燔柴之祭同也。郑氏之释燔柴,以祭天为日,祭地为祭月,其说尤妄。是殆尊《周官》之书,其不可合者,遂臆说以非古礼。如夏正郊天迎长日之至圜丘,南郊二天帝之说,类皆若是。古《礼经》独觐礼为天子礼,舍燔柴为祭天。则此书又如王安石之罢黜不能,以用于世。戴记之合于经传者,先儒类皆取之。若《王制》、《礼器》、《儒行》、《明常位》等篇,固有疑之者矣。独燔柴泰坛为祭天,与古礼合,特取其说。郑泰坛虽不见于《仪礼》,然从古传袭,未尝不以坛壝为正。觐礼之坛十有二寻,周公之三坛,同?单司仪之为坛,三成去祧为坛。下至周未,齐候为柯之盟,有坛先君适四国,未尝不为坛。况祀天钦崇之实,其可废坛壝哉!
    郊不当立从祀议
    郊有从祀,西汉未之见也。礼之失,始于建武。建武采元始之制而为之。元始,王莽之政也。王莽之失,在分牢,在同祭,不闻其从祀也。社佑尊时王之礼,而深知其非,谓:从祀之坐,近古皆有,梁、陈及于国朝,始相尚袭。夫谓之近古者,非古明矣。开元之礼,成于徐坚之徒,而开宝所作,祖于开元。大较从祀损益,咸取于建武。今因开元所定而论著其非是。其第一坛曰五帝,曰大明夜明。以《周官》言之,五帝之祀在四郊,大明夜明以实柴,而朝日夕月之制,复见于经传,此不得混而一之之证也。坛之第二与第三,皆以星经为之制。杜佑谓:天有万一千五百二十星,地亦如之。考其所祭,知其坛壝之不足以容也。遂为外官、内官以别,而节其数。开宝以后,又复增王狱、四渎、讽师、雨师之类,而并祭之。其坛愈广,其牲牢愈繁,而其礼愈失。考于《周官》,则《大宗伯》之实柴槱燎,此又不得混而为一之证也。今考于《虞书》,其类上帝之后,则行六宗、山川群神之祀,不闻其合祭也。汤之元牲,武成之柴望,皆若此矣。《召诰》用牲于郊牛二者,后稷配天之始也,若鲁之三望,虽为非礼,亦皆无总祀之理。自汉而下,牲犊、尊罍之数不胜其烦之费,竭九州之贡赋,不足以供。由是,虽三年之祭亦不能举。坛壝繁杂,宫县四立,有司临事,登降逼泰,惧不能以周旋,跛倚颠仆,无所不至。昔之儒,先能议合祭天地之非,而不能正合祭群祀之失;能以亲郊为是,而不能以三年一郊为非;能知牛羊供之这费广,而不能尽角茧栗之诚悫。甚者配帝之争不决,遂有二配帝于坛上。依违莫从,一至于是。今若悉如三代典礼,不伤财,不害民,一岁一郊,则何惮其不可行也!
    明堂与郊天礼仪异制议
    晋挚虞议曰:“郊丘之祀,扫地而祭,牲用茧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远祖明堂之祭备物以祭,三牲并陈,笾豆成列,礼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新安朱氏;曰: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于屋而以神示祭,故谓之帝。晋傅元亦云:于郊尚质,于明堂尚文。若然,则仪文悉皆有异矣。郊以牲,明堂以牛羊,诗曰:“我将我享,维羊维牛。””此牲之异者也。燔柴以报阳也,犹宗庙之裸鬯也。明堂与守庙近,则燔柴乎。何有?席用藁鞂,器用陶匏,象天之质也。玉爵代匏尊罍簋俎之属,一以宗庙。此元丰议礼这得也。郊之祭,用气也。进孰之失,始于唐。自唐以降,未之有改也。记曰:郊血大飨,腥三献焰。一献孰。解者曰:郊祭天也,大飨袷祭也,三献社稷五祀也,一献群小祀也。郊不以血,而以孰荐,礼之亵而失之甚者也。在则明堂之祭,其不进孰与?曰圣人亨,以享上帝。上帝,明堂之称也。用于明堂,而不用于郊,其义有矣。特牲少牢之始于荐孰,大夫之礼也。用大夫之礼于郊不可也,用于明堂,近宗庙也。配群祀于郊非礼矣。明堂,国中也,邑外曰郊,引而近之,其渎莫大焉。尊罍尚质也,彝以盛郁鬯,郊得以用之也。记曰:黄目郁气之上尊,彝得谓之尊也。定尊罍于天地,六彝于宗庙,郑氏之说也。开元遵而不用于郊,犹日以质不以文。明堂,宗庙之近,而文物之极也。其不用也,则野矣。凡此,皆礼仪文质之异,不可以不辨也。
    郊非辛日议
    郊特牲,曰郊之至也,迎长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郑玄谓迎长日者,建卯而昼夜之分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其释周之始郊日以至,则谓鲁无冬至祭天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夫以迎长日为建卯,胡氏非之至矣。三王之郊以寅,则冬至圜丘之祭,是周以冬为春矣。正月正岁,犹日以子为首,若以冬为春,是非矣。盖郊之用辛,言鲁礼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以冬至而郊也。易周为鲁,以附夫臆凿之论,则大有所不可。周为周王,鲁为鲁公,合周、鲁为一礼,曷不曰鲁之始郊日以至。叶梦得氏曰:以郊为长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别鲁礼。郑氏反之,强以建卯为日至,甚矣其好诬也。冬至祭天,此周之正礼不可易者。孟春建寅之郊,盖祈谷之祭。鲁虽得郊,不得同于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从,至建寅之月,正鲁郊,殆周祈谷之祭故。左氏谓,启蛰而郊也。或曰郊雩必以辛,周之制与?曰以至日而祭,则至日非常以辛也。鲁之郊雩皆辛,是鲁之礼也。然则周郊非辛与?曰周官祀大神则卜日。崔灵恩谓,卜日以至,为主不吉,始用它日。是有疑于卜也。横渠张氏谓,日至不必卜日,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至则不容卜,言月至则有卜,卜日则失气至之时矣,是定以为卜日也。《曲礼》曰:“大飨不用,卜吕大临。”谓天时阴阳这至,日月素定,故不问卜。若他飨,则问卜矣。或又曰:“周之不用辛,有所本与?《召诰》曰:“越三日,丁已用牲于郊。”非辛也。至翼日而社,非卜也。五经异义,《春秋公羊》说,礼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成,王命鲁使卜从乃郊。故鲁以上辛郊,不敢与天子同也。是足以明周郊之非辛矣。历代之月时不一,独唐武德以冬至祀天,孟春辛日祈谷于南郊,能取二就而裁正之,号为近古。故特表而出之。
    北郊议
    北郊之名,不见于五经。谓北郊见于《周官》,郑玄之论也。《周官》无北郊之本文,因郑玄谶纬之说,而与《周官》并行者,王莽、刘歆实为之始也。先儒能攻王莽南北合祭之义,而不知立北郊之说者,始于匡衡,成于王莽。舍其大,而议其细,相承谬误,今千七百余年矣。敢推其本始而详言之。夫周官圜丘、方丘为奏乐之地,非祭之所。圜丘之辩详矣。郑氏祭地之法有二:夏至之日,祭昆仑之神于泽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地示于北郊,二也。是方丘、北郊为二。今合而言之,不知其何所始也。按《大宗伯》之本文,郑氏之不能释者有二:曰以狸沈以疈辜,则曰:不言祭地,此皆地示祭地,可知。以黄琮礼地,则曰:“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至于大司乐之地示,则又曰:“祭于北郊。”郑氏既以方丘、北郊为二,而后人之尊郑者,未尝不以方丘、北郊合而为一,神州谶纬非之者至矣。至若方丘之不为祭所,北郊之无所经见,皆泥其说而无有辨之者。或曰:“北郊始于匡衡,非王莽自为之说。谨按《汉志》,高帝因北畤而备五帝,至武帝时,后土犹未立,建始之际方立南北郊。匡衡、张谭以天随王者所居,援据《礼经》皆自为损益若所引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阴位之说,今戴记无北郊之文。陈祥道《礼书》知其说之无所据,遂谓南郊祀天,则北郊祭地,祀天就阳位,则祭地就阴位,以强合夫郑氏北郊之说。夫郊非天不足以言,社非地不足以尽,二者相对,如天之不可以合祭也。谓之郊地,其何所据哉?先儒能明祭之不可以合,而不能辨社之不可以为郊,沿袭建始之弊。自汉而降,无有知其非者。祀地之为社,详见于后土之议。尊地之说,莫先于罢方丘、废北郊,以全古礼之正。王肃之攻郑玄,其说虽行于泰始,惜犹以郊、丘为一,故宗郑者多,而王说复废。驯致今日,郊社盛礼,方由是损益,以承三代之正。罢北郊之谬,其不在兹乎!
    礼官推其博洽,多采用之。擢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迁待制,拜集贤直学士,移疾归。复以集贤直学士召,改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至治元年,迁侍讲学士。时拜住当国,重桷学识,欲使撰辽、金、宋三史,桷上采访遗书条例。未几,英宗遇弑,事不果行。泰定初,告归,卒于家,年六十二。赠中奉大夫、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陈留郡公,谥文清。
    桷于近代礼乐之沿革,官吏之迁次,士大夫之族系,百家诸子之目录,悉能推本源委,详言之。文章奥雅,与虞集、马祖常以议论相师友,当时文体为之一变。有《清容居土集》五十卷。
    子瓘,同知奉化州事。后至元中,修三史,桷孙汧进家藏书数千卷,擢秘书监著作郎。
    史臣曰:“程钜夫条时政得失,事核而词直,虽文采不耀,然切有之言也。遭遇世祖,事多施行江南,新附之民,实被其泽,仁言利溥,信矣哉!袁桷议郊祀典礼,斟酌古今,为当时所采用,故著其十议,以备一朝之掌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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