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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昭阳作噩八月,尽阏逢阉茂七月,凡一年。
     ○哲宗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元祐八年(辽大安九年)
    八月,辛酉,太皇太后不豫,帝不视事。
    壬戌,遣使按视京东、西、河南、北、淮南诸路水灾。
    戊辰,赦天下。
    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後閤,问太皇太后安。太皇太后谕曰:“今病势有加,与公等必不相见,且善辅佐官家。”又曰:“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乃呼左右赐社饭,曰:“明年社饭,当思老身也。”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自垂帘以来,召用名臣,罢废新法苛政,临政九年,朝廷清明,华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裁抑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世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己卯,诏以太皇太后园陵为山陵,命吕大防为山陵使。
    庚辰,遣使告哀于辽。
    戊子,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轼出知定州。
    冬,十月,丙午,中书舍人吕陶言:“太皇太后保佑圣躬,于今九年,一旦弃四海之养,凡在臣庶,痛心泣血。然臣于此时以无可疑为疑,以不必言而言。盖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屏黜凶邪,裁抑侥幸,横恩滥赏,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无怨憾。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圣听,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亲万几,则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长之兆,在陛下察与不察也。昔元祐初,臣任台谏官,尝因奏事帘前,恭闻德音宣谕云:‘朝廷政事,于民有害,即当更改。其它不系利害,亦不须改。每改一事,必说与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语,则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于私意,盖不得已而后改也。至如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回害物,蔡确毁谤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敛过当,李宪、王中正邀功生事,皆是积恶已久,罪不容诛。则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尽是天下之恶,岂可以为非乎!臣又闻明肃皇太后称制之日,多以私恩遍及亲党,听断庶务,或致过差。及至仁宗亲政,有希合上意,言其阙失者;仁宗降诏,应明肃垂帘时事,更不得辄有上言。圣德广大,度越古今,陛下所宜法而行之。”
    戊申,群臣七上表,请听政。
    太皇太后既崩,人怀顾望,莫敢发言。翰林学士范祖禹虑小人乘间为害,上疏曰:“陛下方总揽庶政,延见群臣,此乃国家兴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先太皇太后,性严正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奸邪,裁抑侥幸。虽德泽深厚,结于百姓,而小人怨恨,亦不为少,必将有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为太皇太后过者,此离间之言,不可不察也。初,太皇太后同听政,中外臣民上书者以万计,皆言政令不便。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变而更化,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有罪当逐,陛下太皇太后亦顺众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仇疾而共欲去之者也,岂有憎恶于其间哉!惟陛下辨析是非,斥远佞人。有以奸言惑听者,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惩一人以警群慝,则帖然无事矣。此辈既误先帝,又欲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邪!”苏辙方具疏进谏,及见祖禹奏,曰:“经世之文也。”遂附名同进而毁己草。疏入,不报。
    后数日,祖禹又言:“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心,罢王安石、吕惠卿等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乃至辽主亦与其宰相议曰:‘南朝遵行仁宗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边吏约束,无生事。’陛下观敌国之情如此,则中国人心可知。今陛下亲万机,小人必欲有所动摇,而怀利者亦皆观望。臣愿陛下上念祖宗之艰难,先太皇太后之勤劳,痛心疾首,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使中外一心,归于至正,则天下幸甚!”
    吕希哲言:“君子小人用心不同,有昔时自以过恶招致公论,坐法沈废者,朝思夜度,唯望乘国家变故、朝廷未宁之时,进为险语以动上心。其说大约不过有三:一谓神宗所立法度,陛下必宜修复;二谓陛下当独揽乾纲,不可委信臣下;三谓向来迁谪者当复收用。三者之言,行将至矣,陛下不可以不察。”吕陶亦以为言,皆不报。
    辽阿噜萨古之败于玛古苏也,辽主以耶律托卜嘉代为西北路招讨使。托卜嘉自以尝荐玛古苏,有旧恩,遣人招致之。玛古苏声言约降,托卜嘉遽信之,逆于镇州西南沙碛间,禁士卒无得妄动。已而玛古苏率师骤至,裨将耶律绾、徐盛见其势锐,不及战而走,托卜嘉被害。托卜嘉,仁先之子也。庚戌,赠侍中,谥贞悯。
    玛古苏既胜,准布诸部皆应之,冠倒塌岭。
    壬子,辽遣使籍诸路。癸丑,命乌库节度使慎嘉努率兵援倒塌岭。
    甲寅,辽主驻藕丝淀。
    乙卯,命以马三千给乌库部。
    丙辰,辽有司奏准布掠西路群牧。
    丁巳,辽振西北路贫民。
    己未,辽以燕国王延禧生子,肆赦,妃之族属并进级。
    壬戌,辽以枢密直学士赵延睦参知政事兼同知南院事。
    己巳,辽主命广积贮以备水灾。
    庚午,复内侍乐士宣等六人。苏辙奏:“陛下方亲政,中外贤士大夫未曾进用一人,而推恩先及于近习,外议深以为非。”后数日,复出内批,以刘惟简、梁从政等四人并除入内内侍省职。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帝曰:“止为禁中阙人,兼有近例。”辙曰:“此事非为无例,盖谓亲政之初,先擢内臣,故众心惊疑。”帝释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庙取旨可也。”
    十一月,范祖禹请追改内侍除命,不报。庚寅,因请对,曰:“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造立三新法,悉变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误国,勋旧之臣屏弃不用,忠正之士想继远引。又用兵开边,结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赖先帝觉悟,罢逐两人;而所引群小已布满中外,不可复去。蔡确连起大狱,王韶创取熙河,章惇开五溪,沈起扰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谔兴造西事,兵民死伤皆不下二十万。先帝临朝悼悔,谓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吴居厚行铁冶之法于京东,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辅行盐法于江西,李稷、陆师闵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刘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比屋思乱。赖陛下太皇太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悬。惟是向来所斥逐之人,窥伺事变,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如得至左右,必进奸言。万一过听而复用,岂惟正人不敢立朝,臣恐国家自此陵迟,不复振矣。”又论:“汉、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宁、元丰间,李宪、王中正、宋用臣辈用事统兵,权势震灼。中正兼干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违,师徒冻馁,死亡最多;宪陈再举之策,致永乐摧陷;用臣兴土木之工,无时休息,罔市进之微利,为国敛怨。此三人者,虽加诛戮,未足以谢百姓。宪虽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内侍十馀人,而宪、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则中正、用臣必将复用,惟陛下念之。”
    时绍述之论已兴,有相章惇之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帝不悦。
    丙子,御垂拱殿。
    辽枢密使阿苏使人诬奏蕃部掠漠南牧马及居民畜产,招讨使萧托辉不急追捕,罪当死,辽主命免其官。托辉负气,怒则须髯辄张,每有大议,必毅然决之,虽辽主有难色,未尝遽已,见权贵无少屈,竟为阿苏所陷,时人惜之。
    十二月,乙巳,范纯仁言:“臣多疾早衰,自叨宰执以来,益为职事所困。窃位已将五月,辅政讫无寸长,上负国恩。又况蒙命之始,已招弹击之言。伏望察其至诚,退之以礼。”诏不允。帝语吕大防曰:“纯仁有时望,不宜去,可为朕留之,且趣入见。”问:“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对曰:“先帝爱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过甚,激以赏罚,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而疏陈其要,以为“青苗非所当行,行之终不免扰民。”
    初,太皇太后寝疾,召纯仁曰:“公父仲淹,在章献垂帘时,唯劝章献尽母道,及仁宗亲政,惟劝仁宗尽子道,可谓忠臣,公必能继绍前人。”纯仁泣射曰:“敢不尽忠!”至是群小力排垂帘时事,纯仁奏曰:“太皇太后保佑圣躬,功烈诚心,幽明共鉴。议者不恤国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章献垂帘时事诏书上之曰:“望陛下稽仿而行,以戒薄俗。”韩忠彦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政,群臣亦多言章献之非,仁宗恶其持情甚薄,下诏戒饬。陛下能法仁祖则善矣。”
    甲寅,仿《唐六典》修官制
    丁巳,辽遣使来吊祭。
    出钱粟十万赈流民。
    辽中京留守窦景庸卒,谥肃宪。
    是月,苏轼赴定州。时国事将变,轼不得入辞。既行,上书言:“臣日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范纯仁之将入也,杨畏尝有言,纯仁不知。至是吕大防欲用畏为谏议大夫,纯仁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畏倾邪,不可用。”大防曰:“岂以畏尝言公邪?”纯仁始知之。大防素称畏敢言,且先密约畏助己,竟超迁畏为礼部侍郎。及大防充山陵使,甫出国门,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疏入,帝即召对,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行义,各加品题。且密奏万言,具陈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与王安石学术之美,乞召章惇为相。帝深纳之,遂复章惇资政殿学士,吕惠卿为中大夫,王中正复遥郡团练使。给事中吴安诗不书惇录黄,中书舍人姚勔不草惠卿、中正诰词,乞追回除命,皆不听。
    先是水官锐意回河,请曰:“河流浅狭,权堰断,使水势入孙村口。”论奏以千百数。诏率下河北转运司议,同列多畏恐,不敢正言,或以不知河事为解。转动副使赵偁,独居中持议,不少假借,每沮却之,因上《河议》,其略曰:“自顷有司回河几三年,工费骚动,半于天下;复为分水,又四年矣。古所谓分水者,回河流,相地势,导而分之,盖其理也。今乃横截河流,置埽约以扼之。开浚河流,徒为渊潭,其状可见。况故道千里,其间又有高处,故累岁涨落,辄复自断。臣谓当完大河北流两堤,复修宗城废堤,闭宗城口,废上下约,开阚村河门,使河流端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费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绪,而河患庶几息矣。”
     ○哲宗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绍圣元年(辽大安十年)
    春,正月,丙申,夏国遣使来贡。
    赵偁又上言:“先帝灼见河势,且鉴屡闭屡塞之患,因顺其性,使之北行,此万世策也。自有司置埽创约,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为分水。初决南宫,再决宗城,三决内黄,水皆西决,则地势西下,较然可知。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势,戾水性,臣未见其能就效也。臣请开阚村河口,修平乡、巨鹿埽、焦家等堤,浚澶渊故道以备涨水;如此,则五利全而河患息矣。”
    水官又请权堰梁村,缕断张包等河门,闭内黄决口,开鸡爪,疏口地,回河东流。于是诏遣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传相视,且会逐司定议。偁议以为:“东流阔处无二百步,益以涨水,何可胜约!去岁尝开鸡爪十五馀丈,未几生淤,形势可见。一日东流既不容,北流又悉闭,上壅横溃之患,可胜道哉!请先导张包以存北流,修西堤以备涨水,因其顺快,水流既通,则河将自成矣。”时独东路提刑上官均与偁议合,而众相论难,累日不决。乃周视东北流,较形势,审利害,会逐司诰之,曰:“将浚鸡爪以决东河于北流,可乎?”水官曰:“不可。张包存则东流败矣。”诏使曰:“审尔,则水之趋北,势也,奈何逆之?”由是从偁议,奏请存张包而治北流。会诏中格,复罢。
    是月,辽主如春水。
    准布别部侵辽,四捷军都监特默死之。
    二月,丁未,以户部尚书李清臣为中书侍郎,以兵部尚书邓温伯为尚书右丞。清臣首倡绍述,温伯和之。时进用大臣,皆从中出,侍从、台谏,亦多不由进拟。范纯仁乃言于帝曰:“陛下亲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观,天下治乱,实本于此。舜举皋陶,汤举伊尹,不仁者远。纵未能如古人,亦须极天下之选。”帝不纳。
    己酉,葬宣仁圣烈皇后于永厚陵。己未,祔神主于太庙。
    甲子,诏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罢避高遵甫讳。
    是月,夏国进马,助太皇太后山陵;复遣使再议易地,诏不允。
    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癸酉,以知陈州蔡卞为中书舍人。
    乙亥,尚书左仆射吕大防罢。大防位首相逾六年,当国日久,群怨皆归。及宣仁始祔庙,侍御史来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党,因疏列神宗简拔之人章惇、安焘、吕惠卿等,以备进用。大防亦自求去位,帝亟从之,诏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后二日,改知永兴军。
    乙酉,御集英殿,试进士,策曰:“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纷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必焉!”李清臣之词也。
    戊子,徙封徐王颢为冀王。
    癸巳,诏赈京东、河北流民,贷以谷麦种,谕使还业,蠲今年租税。
    丁酉,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九百七十五人及第、出身。时考官取进士答策者,多主元祐。及杨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丰者署前列,拔毕渐为第一。自此绍述之论大兴,国是遂变矣。
    是日,苏辙罢。先是辙上疏曰:“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绍复熙宁、元丰之意。臣谓先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设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受尊号,裁损宗室,恩止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顾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黜罢诸科诵数之学,训练诸将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凡如此类,皆先帝之睿算,有利无害。而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也。至于其它,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以宽厚恺悌之政,后世称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号称太平,而群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章献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及仁宗听政,绝口不言。英宗自籓邸入继,大臣创濮庙之议;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答,遂以安静。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以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愿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辞,大事去矣。”奏入,不报。
    辙又具札子言:“圣意诚谓先帝旧政有不合改更,自当宣谕臣等,令商量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尝略闻此言,而忽因策问进士,宣露密旨。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为,子弟皆不与知,而与行路谋之,可乎?”帝固不说,李清臣、邓温伯又先媒蘖之。及面论,帝益怒,遂责辙以汉武比先帝,辙曰:“汉武,明主也。”帝曰:“卿意但谓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哀痛之诏,岂明主乎!”帝声甚厉,辙下殿待罪,众莫敢救。范纯仁从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辙以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当以礼,不可如呵斥奴仆。”邓温伯越次进曰:“先帝法度,为司马光、苏辙坏尽。”纯仁曰:“不然。法本无弊,弊则当改。”帝曰:“人谓秦皇、汉武。”纯仁曰:“辙所论,事与时也,非人也。”帝为之少霁。辙平日与纯仁多异,至是乃服,退,举笏谢曰:“公,佛地位人也。”归家,亟具奏,乞赐屏逐,诏以辙为端明殿学士、知汝州。中书舍人吴安诗草制,有“风节天下所闻”及“原诚终是爱君”之语,帝怒,命别撰词。辙止散官知汝州,安诗寻亦罢为起居舍人,从虞策、郭知章等言也。
    河内尹焞应举,见发策黜元祐之政,乃叹曰:“尚可以干禄乎!”不对而出。焞少师事程颐,谓颐曰:“焞不复应进士举矣。”颐曰:“子有母在。”焞归,告其母陈,母曰:“吾知汝以善养,不知汝以禄养。”颐闻之曰:“贤哉母也!”于是终身不就举。
    夏,四月,甲辰,命中书舍人蔡卞同修国史,以国子司业翟思为左司谏,左朝奉郎上官均为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刘拯并为监察御史
    召淮南转运副使张商英为右正言。商英在外久不召,积憾元祐大臣,攻之不遗馀力,上疏言:“神宗盛德大业,跨绝今古,而司马光、吕公著、刘挚、吕大防,援引朋俦,敢行讥议。凡详定局之见明,中书之勘会,户部之行遣,言官之论列,词臣之诰命,无非指擿决扬,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于内,击逐股肱于外,天下之势,岌岌殆矣!今天清日明,诛赏未正,乞下禁省检索前后章牍,付臣等看详签揭以上,陛下大臣斟酌而可否焉。”又指吕大防、梁焘、范祖禹为奸邪,以司马光、文彦博为负国,言吕公著不当谥正献,甚者至以宣仁双吕、武。始,商英在元祐时,作《嘉禾颂》,以文彦博、吕公著比周公,又作文祭司马光,极其称美,至是乃追论其罪。又言:“愿陛下无忘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其以险语激怒当世概类此。
    辽主驻春州北平淀。
    乙巳,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绪,帝曰:“止用元丰法而减去宽剩钱,百姓何有不便邪?”范纯仁曰:“四方利害不同,须因民立法,乃可久也。”帝曰:“令户部议之。”
    阿里骨遣使来献狮子。
    丙午,以旱,诏恤刑。
    庚戌,以知江宁府曾布为翰林学士。布自瀛州徙江宁,诏许入觐,遂有是命。布言先帝政事,当复施行,且乞改元以顺天意。
    以龙图阁直学士蔡京权户部尚书。
    台臣共言苏轼行吕惠卿制词,讥讪先帝:壬子,诏轼落职,如英州。
    范纯仁上疏曰:“熙宁法度,皆吕惠卿附会王安石建议,不副先帝爱民求治之意。至垂帘时,始用言者,特行贬窜,今已八年矣。言者多当时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纳忠,而今乃有是奏,岂非观望邪?”
    辽自准布侵边,诸属国多从之叛。边臣间有斩获,诸部亦有降者。而玛古苏猖獗太甚,辽主乃以耶律额特勒为都统,耶律图多为副都统,耶律图鲁为都监,往讨之。
    癸丑,诏改元绍圣。
    白虹贯日。
    以侍讲学士范祖禹为龙图阁直学士、知陕州。先是帝欲以祖禹代苏辙,而沮之者甚众。祖禹力求出,乃有是命。
    太子少师致仕冯京卒。帝临奠,蔡确之子渭,京婿也,于丧次阑诉父冤。甲寅,诏复确右正议大夫。
    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
    以吏部尚书胡宗愈为通议大夫、知定州。
    壬戌,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惇赴召,沙县陈瓘随众道谒。惇素闻其名,独邀与同载,访当世之务,瓘曰:“请以所乘舟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明此,则行可矣。”惇默然。瓘复曰:“天子待公为政,敢问将何先?”惇伫思良久,曰:“司马光奸邪,所当先辨。”瓘曰:“公误矣,此犹欲平舟势而移左以置右也。果尔,将失天下之望。”惇厉色曰:“光辅母后,独掌政柄,不务纂绍先烈,肆意大改成绪,误国如此,非奸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则不为无罪。若指为奸邪,又复改作,则误国益甚矣。”乃为惇极论熙、丰、元祐之事,以为:“元丰之政,多异熙宁,则先志固已变而行之。温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说,行之太遽,所以纷纷至今。为今日计,唯当消朋党,持中道,庶可救弊。若又以熙、丰、元祐为说,无以厌服公论。”瓘辞辨忼慨,议论劲正,惇虽迕意,亦颇惊异,遂有兼收元祐之语,留瓘共饭而别。
    范纯仁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帝既亲政,言者急论垂帘时事。纯仁数称疾求罢,最后出居慈孝寺,请降诏以禁约言者,帝不从。纯仁连章求罢,许之。陛辞日,命坐,赐茶,慰劳甚渥。帝曰:“卿耆德硕望,朝廷所倚赖,今虽在外,凡时政有可裨益者,但入文字言之,无事形迹。”纯仁顿首受命。
    命曾布修《神宗正史》。
    丙寅,罢五路经律通礼科。
    丁卯,诏诸路使:“免役法依元丰八年见行条约施行。”
    邓温伯言:“旧名润甫,昨避高陈王讳,今请复旧名。”从之。
    戊辰,同修国史蔡卞上疏言:“先帝盛德大业,卓然出千古之上,而《实录》所纪,类多疑似不根,乞验索审订。重行刊定,使后世无所迷惑。”诏从之,以卞兼国史修撰。
    己巳,辽除玉田、密云流民租赋一年。
    是月,知汝州苏辙,降授左朝议大夫,徙知袁州。责词略曰:“垂帘之初,老奸擅国,置在言路,使诋先朝,反以君父为仇,无复臣子之义。”中书舍人林希所草。老奸,盖阴斥宣仁也。希典书命,自司马光、吕大防、公著、刘挚等数十人之制,极其丑诋。一日,草制罢,掷笔于地曰:“坏尽名节矣!”
    闰月,壬申,以陆师闵等二十三人为诸路提举常平官。
    癸酉,罢十科举士法,从井亮采言也。
    翟思言:“先帝正史,将以传示万世。访闻秉笔之臣,多刊落事迹,变乱美实,以外应奸人诬诋之说。今既改命史官,须别起文,请降旨取《日历》、《时政记》与今《实录》参对。。”从之。
    甲申,以观文殿学士安焘为门下侍郎。
    以礼部侍郎孔武仲为宝文阁待制、知宣州。
    乙酉,以工部尚书李之纯为宝文阁待制、知单州,御史刘拯言其为中丞时阿附苏轼故也。
    丙戌,虞策请复置天下义仓,每苗税一石,出米五升,自来年为始,专充赈济;从之。
    贬通判杭州秦观监处州茶盐酒税,以刘拯言其影附苏轼、增损《实录》也。
    丁亥,诏神宗随龙人赵世长等迁秩赐赉有差。
    戊子,诏:“在京诸司所受传宣中批,并候朝廷覆奏以行。”
    癸巳,命知苏州吕惠卿改知江宁府。
    乙未,章惇入见,遂就职,命提举修《神宗实录》、《国史》。
    戊戌,诏改隆祐宫曰慈德宫,前殿曰慈德,中曰仁明,后曰寿昌。
    以黄履为御史中丞。元丰末,履尝为中丞,与蔡确、章惇、邢恕相交结,每确、惇有所嫌恶,则使恕道风旨于履,履即排击之,时谓之“四凶”,为刘安世所论而出。至是惊复引用,俾报复仇怨,元祐正臣,无一得免矣。
    帝之初即位也,程颢知扶沟县,以檄至河南府,留守韩宗师问:“朝事如何?”颢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又问:“果作相,当如何?”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它日可忧。”宗师曰:“何忧?”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使自变其已甚害民之法,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至是其言乃验。宗师,绛之子也。
    庚子,辽赐西北路贫民钱。
    五月,壬寅,罢修官制局。
    甲辰,罢进士习试诗赋,专治二经。
    辽主驻赤勒岭。
    己酉,诏以王安石《日录》参定《神宗实录》、《正史》。
    初,安石将死,悔其所作,命从子防焚之,防诡以它书代。至是蔡卞即防家取以上之,因芟落事实,文饰奸伪,尽改元祐所修。
    辛亥,刘奉世罢。
    奉世为人,简重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内省不愧作士大夫公论而已。得丧,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虽善摄生者不能无病,正须安以处之。”时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罢为真定府路安抚使,兼知成德军。
    癸丑,诏:“中外学官,非制科、进士、上舍生入官者,并罢。”
    编类元祐群臣章疏及更改事条。
    甲寅,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先帝辟地进壤,扼西戎之咽喉,如安疆、葭芦、浮图、米脂,据高临下,宅险遏冲。元祐初,用事之臣委四寨而弃之,外示以弱,实生戎心。乞检阅议臣所进章疏,列其名氏,显行黜责。”惇等因开列初议弃地者自司马光、文彦博而下凡十一人。惇奏曰:“弃地之议,司马光、文彦博主之于内,赵昪、范纯粹成之于外,故众论莫能夺。若孙觉、王存辈,皆闇不晓事,妄议边计者。至于赵昪、范纯粹,明知其便,而首尾异同以傅会大臣,可谓挟奸罔上。夫妄议者犹可恕,挟奸者不可不深治。”帝以为然。
    右正言张商英言:“先帝谓天地合祭非古。”诏礼部、太常详议以闻。
    以右正言上官均为工部员外郎。章惇方欲擅权,恶均异论,故罢均言职。寻以均权发遣京东西路刑狱。
    戊午,辽有司言:“德勒诸部侵边,统军使出战不利,招讨使以兵击破之。敦睦宫太师耶律安努及其子殁于阵。”
    己未,以礼部侍郎杨畏为吏部侍郎。
    初,吕大防既超迁畏,畏知章惇心复用,时惇居苏州,有张扩者,惇妻之侄,畏托扩致意云:“畏度事势轻重,因吕大防、苏辙以逐刘挚、梁焘辈;又欲并逐大防及辙,而二人觉之,遽罢畏言职。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宁、元丰,首为公辟路者也。”及惇赴召,百官郊迎,畏独请间,语多斥大防。有直省官闻之,叹曰:“杨侍郎前日谄事吕相公,亦如今日见章相公也。”惇信畏言,故又迁吏部。
    乙丑,尚书左丞邓润甫卒。润甫首陈绍述,遂登政府。章惇议重谪吕大防、刘挚,润甫不以为然,曰:“俟见上,当力争。”无何,暴卒。
    丁卯,嗣濮王宗晖卒。
    是月,高丽国王运殂,遣使告于辽,辽遣萧遵列等赙赠。
    六月,知永兴军吕大防降授右正议大夫、知随州,知青州刘挚落职,降授左朝议大夫、知黄州,知汝州苏辙降授左朝议大夫、知袁州,以台谏交章论列故也。
    来之邵等言知英州苏轼诋斥先朝,甲戌,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壬午,封高密郡王宗晟为嗣濮王。
    癸未,以翰林学士承旨曾布同知枢密院事。
    甲申,礼部言太学博士詹文奏乞除去王安石《字说》之禁,从之。
    乙酉,诏知郓州梁焘改知鄂州,知成德军刘安世改知南安军,管句西京崇福宫吴安诗监光州盐酒税,知虢州韩川改知坊州,权知应天府孙升改知房州,并落职降官;从左司谏翟思言也。
    乙酉中书舍人林希言:“吏部侍郎、新除庐州王钦臣,傅会吕大防以致进用,岂可以侍从职名,寄之方面!所有制词,未敢撰进。”诏钦臣除集贤殿修撰、知和州。
    诏崇政殿说书吕希哲守本官、知怀州,以刘拯言公著父子世济奸邪故也。
    丙戌,诏蔡确追复观文殿学士,赠特进。
    戊子,诏翰林学士兼侍讲蔡卞充国史院修撰兼知院事。
    辛卯,三省以监察御史周秩所上二章进呈。读至“向者有御批,欲增隆皇太妃仪物,又如治平中议濮事。吕大防所以求去”,帝曰:“大防何尝有言!今秩越次及之,是迎合也。”又读至“邪说甚行,使天子不得尊其母”,帝曰:“此言,激怒也。如秩趋操甚狂,若置之言职,朝廷无安静之理。”遂罢秩知广德军。
    己亥,辽禁边民与蕃部为婚。
    秋,七月,庚子朔,辽主猎于赤山。
    丙辰,张商英言吕希纯于元祐中尝缴驳词头不当及附会吕大防、苏辙事,帝曰:“去冬以宫中缺人使令,因召旧人十数辈,此何系外廷利害,而范祖禹、丰稷、文及甫并有章疏,陈古今祸福以动朕听,希纯等又缴奏争之,何乃尔也!”安焘对曰:“闻文及甫辈上书,亦为人所使。”帝曰:“必苏辙也。”会中书舍人林希言吕希纯尝草宣仁皇后族人迁官诰,有曰“昔我祖妣正位宸极”,其言失当,及变乱奉祀礼文、荐牙盘食等数事,乃诏落希纯职,知亳州如故。
    丁巳,三省言:“范纯仁、韩维朋附司马光,毁讪先帝,变乱法度,纯仁复首建弃地之议,滋养边患。”诏纯仁特降一官。
    初,章惇请谪纯仁,帝曰:“纯仁持议公平,非党也,但不肯为朕留耳。”惇曰:“不肯留,即党也。”帝勉从惇请。
    是日,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等赠谥,贬吕大防、刘挚、苏辙等官,诏谕天下。
    元丰末,神宗尝谓辅臣曰:“明年建储,当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及公著卒,吕大防奉敕撰《神道碑》,首载神宗语,帝又亲题其额。及章惇、蔡卞欲起史祸,先于《日历》、《时政记》删去“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语,又请发光、公著冢,斫棺暴尸。三省同进呈,许将独不言。惇等退,帝留将问曰:“卿不言,何也?”将曰:“发冢斫棺,恐非盛德事。”帝曰:“朕亦以为无益公家。”遂寝其奏。会黄履、张商英、周秩、上官均、来之邵、翟思、刘拯、井亮采,交章言光等畔道逆理,未正典刑,大防等罪大罚轻,未厌公论,凡十九疏。章惇悉以进呈,遂诏追光、公著赠谥,毁所立碑,夺王岩叟赠官,贬大防郢州居住,挚蕲州,辙筠州。曾布密疏请罢毁碑事,不报。
    苏颂方执政时,见帝年幼,诸臣太纷更,常曰:“君长,谁任其咎邪?”每大臣奏事,但取决于宣仁,帝有言,或无对者。惟颂奏宣仁,必再禀帝,有宣谕,必告诸臣以听圣语。及言者劾颂,帝曰:“颂知君臣之义,无轻议也。”又曰:“梁焘每起中正之论,其开陈排击,尽出公议,朕皆记之。”由是颂获免,而焘与外祠。
    初,李清臣冀为相,首倡绍述之说,以计去苏辙、范纯仁、亟复青苗、免役法。及章惇相,心甚不悦,复与为异。惇贬司马光等,又籍文彦博以下三十人,将悉窜岭表。清臣进曰:“更先帝法度,不能无过,然皆累朝元老,若从惇言,必大骇物听。”帝然之。戊午,诏曰:“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各以等第行遣责降讫。至于射利之徒,胁肩成市,盍从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开尔自新之路。今后一切不问,议者亦勿复言,所有见行取会《实录》修撰官以下及废弃渠阳砦人,自别依敕处分。”
    来之邵、刘拯等乞复免役钱法。
    是月,准布诸部侵辽之倒塌岭,尽掠西路群牧马去,东北路统军使耶律实埒以兵追及,尽获所掠而还。
    太子洗马刘辉上书言:“西边诸蕃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言虽不行,识者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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