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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长沙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种宗教。道教于魏晋时期传人长沙,东晋陶淡与其侄陶垣弃家结庐修炼于临湘山(今长沙县榔

    长沙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种宗教。

    道教于魏晋时期传人长沙,东晋陶淡与其侄陶垣弃家结庐修炼于临湘山(今长沙县榔梨镇)。南朝梁天监四年(505),士民始建祠祀奉陶淡叔侄,称陶公庙,是长沙有道庙之始。佛教于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由会稽剡县(今浙江嵊州市)僧人竺法崇传人长沙,并修建麓山寺,为长沙有佛教之始。伊斯兰教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7)由回民马成中传人长沙。天主教,亦称“公教”、“罗马公教”,17世纪90年代首次传人长沙,后因清廷禁教而中止。光绪二十五年(1899)起,基督教(新教)各教派进入长沙。《辛丑条约》签订后,二十八年(1902)在长沙正式建天主堂。解放前,长沙先后有基督教16个教派。

    各种宗教进入长沙,经过千百年的流传,由于政治的、社会的多种原因,有其各自的兴衰历史。至解放初期,长沙市区内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的宫观、寺庙、教堂66所,职业宗教者358人,信教群众约5000余人。

    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利用宗教麻痹、削弱劳动人民的斗争意识,为其统治服务。如:麓山寺的修建,南北朝时曾先后得到湘州刺史王僧虔、夏侯详、王琳和长沙内史肖沅等人的护持;开福寺的创建是五代时楚王马殷父子的大力襄助而成;陶公庙受历代皇帝敕建加修,清湖南巡抚吴大激曾赠“三湘霖雨”匾,民国时期湖南省长赵恒惕为之重建;1926年湖南省主席唐生智曾推行全民佛化运动,所辖部队官兵一律参加佛化。天主教、基督教凭借其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派遣神职教牧人员,霸占田产,包揽词讼,欺压中国人民,并刺探政治、经济情报,甚至藏匿武器,私设电台,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因而遭到长沙人民的强烈反对。清末,反洋教最力的人物是宁乡周汉。周先后刻印朱墨套印的通俗图画,印刷歌谣揭帖数十万册,散发全国,抨击天主教及其传教士,坚持达10年之久,引起外国传教士及帝国主义者的恐慌,美、英各国使节迫使清廷和湖广总督,将周汉监禁12年。1910年春,长沙饥民发生抢米风潮,并捣毁部分教堂、修院,是一次反帝反洋教的正义行动。

    宗教对长沙地区人民的思想、文化及信仰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道教的修炼和养生及治病的方法在民间仍广为流传;佛、道教保存的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寺庙、官观,成为重要历史文物;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与长沙回、维民族的道德伦理规范和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有的内容已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天主教、基督教由于传人时间较短,除其信徒外,对广大不信教群众的影响尚不明显,但客观上对促进新医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在传播西方文化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天主教、基督教教会中帝国主义势力被清除,天主教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基督教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变革。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不信宗教的公民和信仰不同宗教或教派的宗教徒,在信仰上互相尊重,为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和理想而奋斗。通过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学习,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各民族爱国的宗教界人士中涌现出许多先进分子,他们已成为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部分宗教界的代表人物当选为市、县(区)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参与研讨协商国家大事。

    40多年来,长沙市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取得一定成绩。但也经过了一段曲折的过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出现过对宗教界的冲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宗教工作开始走上正轨,各项宗教政策都得到较好地落实。

    长沙市人民政府为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从1954年开始设立长沙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处,负责处理全市有关宗教事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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