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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馆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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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康熙十八年,蒲松龄年逾不惑,穷愁不遇,功名无望,贫病交加。然而可以庆幸的是,从这一年开始,他不再飘若萍梗,已有了一个比较安适的馆去坐,淄川五村西铺的显宦毕家,聘他为西席。蒲松龄遂设帐于绰然堂。毕家在明末是个名门望族,号称“三世一品”、“四士同朝”。蒲松龄的东家是刺史毕际有。这位毕际有,字载绩,顺治三年(1645)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山知县,后升江南通州知府
  家庭生活难以为继,又不愿为人作幕,也就只好到缙绅人家去坐馆了。
  大约从康熙十二年(1673)起,蒲松龄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之久的塾师生涯。初始,蒲松龄在本邑城北丰泉乡王家坐馆,与王敷政的几个弟弟一正、居正、观正及其堂弟王体正相处极为融洽,时有诗歌唱和。蒲松龄在王观正死后写的悼诗《梦王如水》,尽情地抒发了他的沉痛之感,说明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
  蒲松龄大约在王家呆了两年以后,就到罢职归田的翰林院检讨唐梦赉家去做西宾了。唐梦赉极欣赏蒲松龄的才华,后数年唐梦赉为《聊斋志异》作序,说蒲松龄“幼而颖异,长而特达,下笔风起云涌,能为载记之言。于制举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而与夏虫语冰也”。可以说,唐梦赉是蒲松龄的知音,也是最早赞赏《聊斋志异》的人。
  大约在康熙十七年左右,蒲松龄可能在刑部侍郎高珩家坐馆。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初次结集,作《聊斋自志》,高珩为之写序,阐述该书之特点和价值,以相推奖。这些都说明蒲松龄的艺术才华和《聊斋志异》的价值已受本邑名流所注目。然而康熙十七年,蒲松龄在乡试中又名落孙山,蹭蹬的命运和贫困的生活仍然在包围着他。
  康熙十八年,蒲松龄年逾不惑,穷愁不遇,功名无望,贫病交加。然而可以庆幸的是,从这一年开始,他不再飘若萍梗,已有了一个比较安适的馆去坐,淄川五村西铺的显宦毕家,聘他为西席。蒲松龄遂设帐于绰然堂。毕家在明末是个名门望族,号称“三世一品”、“四士同朝”。蒲松龄的东家是刺史毕际有。这位毕际有,字载绩,顺治三年(1645)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山知县,后升江南通州知府。因解运漕粮,积年挂欠,赔补不及,康熙二年(1663)被罢官。以刺史称之,乃指其通州知州职衔。毕际有喜读书,精于鉴赏,风雅自命,在南通州做官时便广交名流,与江南大名士陈维崧、孙枝蔚、杜凌、林茂之等结识,“夜夜名流满高宴”。归田后,虽仍留心翰墨,有所著述,辑成毕自岩《石隐园集》,还曾助修邑志,但年事渐高,对于东山再起、光大祖业已然无意。
  毕际有聘请蒲松龄来家设帐,一方面是为了教几个孙子读书,但另一方面,蒲松龄也是他清谈的伴友,文字的代笔。这样,毕际有对待蒲松龄比较友好,宾主相处十年,一直比较融洽。
  毕刺史家的丰富的藏书开扩了蒲松龄的眼界,也为他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读书和写作的环境,更有意思的是毕际有虽曾为贵官,但思想较为开明,并不歧视小说家言,不以他家的塾师谈鬼说狐,撰写艳情小说为侈陈怪异,有乖风化,不仅不加干涉,甚至风雅相属,赞助《聊斋志异》的创作。他除了提供一些素材外,还亲自为《聊斋志异》撰写短文,其中《五羖大夫》和《鸲鹆》两文,篇末明白地写着“毕载绩先生记”、“毕载绩先生著”。这对蒲松龄继续创作《聊斋志异》,该是一种鼓励吧!
  毕际有死后,其子毕盛巨主持家务,宾主年纪相仿,长时间同桌共食,相互依傍,直是如同兄弟。蒲松龄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他后来的三十年。除了以有限的时间出游、应试和抱病归家外,几乎全在毕家度过。
  在这期间,文坛上的一段佳话出现了。大约在康熙二十七年春暮,文坛两俊秀相识。困守穷庐的秀才蒲松龄结识了位居台阁的诗坛盟主王士祯(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
  毕、王两家,世代联姻。毕际有的夫人是王士祯的从姑母。王士祯与蒲松龄会面,就是在毕家。蒲松龄与王士祯两人一朝相晤,便结下了文字之交。康熙十七年(1708)蒲松龄有《王司寇阮亭先生寄示近刻,挑灯吟诵,至夜梦见之》七绝二首,其一云:“花辰把酒一论诗,二十余年怅别离。曩在游仙梦中见,须眉犹是未苍时。”
  王士祯返回新城后,主动写信给蒲松龄,而蒲松龄对王士祯的态度是尊敬和爱戴。维系他们之间的纽带则又是聊斋志异》一书。据说,王士祯非常欣赏《聊斋志异》,他未等全书脱稿,就“按篇索阅,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或传其愿以千金易《志异》一书”①,其中有些话虽不可信,但王士祯对《聊斋志异》颇为赞赏则是事实。比如,他曾写过若干条眉批,并在蒲松龄五十岁那年写诗推崇《聊斋志异》,这就是那首为后世广为传诵的诗:“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语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蒲松龄也有诗酬答:“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王士祯对蒲松龄的情意,对《聊斋志异》的称誉,不仅对蒲松龄是一种鼓励,也使《聊斋志异》飞出淄川,广为社会所知了。
  由于孩子们渐次长大,蒲松龄的家境也日趋好转,到他七十一岁撤帐归来时,其家已是一个小康之家了。在这段时间内,他没有续写《聊斋志异》的迹象,但还坚持诗文、杂著的写作。
  蒲松龄晚年生活虽较安定,却好景不长。不仅自己老况有加,幼孙也连“以痘殇”,到七十四岁时老妻又病故,他更觉凄寂,写出“迩来倍觉无生趣,死者方为快活人”(《悼内》)一类诗句①。一年之后,刚交七十六岁的蒲松龄,依窗危坐而卒,时为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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