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德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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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令狐德棻(583—666),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出身于名门望族,祖父令狐整为北周大将军,父亲令狐熙在北周位至吏部中大夫、仪同大将军,“善骑射,解音律,涉群书,尤明《三礼》”①。德棻才华出众,博涉文史,早年就有文名。隋炀帝末年,德棻授官为药城(今安徽亳县东南)长。当时天下纷乱,炀帝已是穷途末路,德棻很明智地没有远程跋涉去就职。
 一生荣华
  令狐德棻(583—666),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出身于名门望族,祖父令狐整为北周大将军,父亲令狐熙在北周位至吏部中大夫、仪同大将军,“善骑射,解音律,涉群书,尤明《三礼》”①。德棻才华出众,博涉文史,早年就有文名。隋炀帝末年,德棻授官为药城(今安徽亳县东南)长。当时天下纷乱,炀帝已是穷途末路,德棻很明智地没有远程跋涉去就职。待李渊起兵反隋后,李渊从父弟李神通在今陕西鄠县起兵响应,德棻就加入了这支反隋军队,在总管府任记室。李渊入据长安后,先为丞相,奉代王杨侑为傀儡,德棻即任大丞相府记室。李渊称帝后,德棻随即转为起居舍人,“甚见亲密”②,又迁秘书丞。在贞观年间德棻历任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太子右庶子,雅州刺史,秘书少监;在唐高宗时,任过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太常卿,国子祭酒,兼授崇贤馆学士。龙朔二年(662),德棻以八十高龄致仕,仍加金紫光禄大夫,又四年,卒于家。
  德棻的爵位是步步上升的。贞观六年(632)赐爵彭阳男,又五年,进爵为子,高宗时,进爵为公。在近半个世纪的仕宦生涯中,他同唐初三位皇帝都有较亲密关系皇帝信重德棻,不断委以修史重任,而德棻也殚精极虑,竭诚尽忠。由于令狐一门为关中望族,而李唐皇家也发迹于关中,故把关中贵族集团作为政权的重要支柱。
  奏请购募遗书令狐德棻在唐初倡举了两件事很有历史意义。其中一件是奏请购募天下书。唐初,德棻任秘书丞,职责是掌管经籍图书之事。当时经隋末大乱,经籍图书大量散失,德棻向唐高祖建议,以朝廷之力广泛收求天下书,对献书者“重加钱帛”,予以奖励,对所收之书,“增置楷书,令缮写”。在唐高祖支持下,这个计划顺利执行,“数年间,群书略备”。这项工作的成绩是很可观的,至武德九年(626)九月唐太宗即位,已是“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①。这其中除了武德初得隋旧书八万余卷外,另十二万余卷则是购求而来,并且已分类别,足见成绩之大。这项工作随后也坚持了下去,贞观年间,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继续购求遗书,选书手、雠校百余人,缮写群书,藏于内库,由宫人掌管。②特别是贞观二年(628)魏徵带领学者,对购求之书按“四部”分类,进行校订,“数年之间,秘府粲然毕备”③。德棻在新朝建立之初,百废待举之时,及时向皇帝提醒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建议并主持购募遗书,从而及时地抢救了大批散失的古书图籍,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这一大规模求书壮举,为贞观初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大规模修史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唐代文化高潮的到来奠定一个良好基础。参与八史撰修德棻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首倡修史。唐初史学成就是极辉煌的,而“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武德四年(621)十一月④,德棻对高祖李渊说了一番言辞恳切的话:“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这段话从史学和政治两个角度,十分扼要地强调了修前代史的重要性。从史学上看,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史学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高潮,朝代兴替频繁,反映各朝历史的撰述也大量涌现,一朝史可达几种至十几种。但由于多以私人之力完成,内容又往往不能包举一代,所以资料丰富、首尾完整的著作并不多见。而且由于战乱频繁,史书随出随亡。德棻所举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均无完整史书。其中梁、陈、齐,尚有一些文籍保存,而周、隋文籍散失尤为严重。所以,如果不利用时代相连、“耳目犹接”的有利条件抓紧修史,那么以后再修就困难了。可见德棻具有史家的高度责任感。
  从政治上看,隋代北周,唐代隋,一脉相承,而且恰好这三代帝王祖籍同出关中武川,①并且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北周政权的核心“八柱国”之一,死后追封为唐公,李渊父亲李昺也在北周袭封唐公,为柱国大将军。所以德棻指出“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果能通过修前代史而向世人强调北周一隋一唐的一脉相承的正统观念,进而宣传李唐祖先功业,那么对于巩固刚刚建立的唐政权,是再好不过的明智之举了。德棻的及时建议和扼要分析引起了唐高祖的慎重考虑,经过一番筹划,于武德五年(622)十二月正式下诏修前代魏、周、隋、梁、齐、陈六史,对各史编修人员作了分工。负责周史的是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但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就而罢”。未成的原因虽然史无明文,但据事分析,大约有以下几点:一是未明确诸史撰修的总监和主编,各组撰修人员工作不会很协调。编纂方针、内容和体例的意见不一,是避免不了的;二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各人特长。若要使集体修史扬长避短,就要既发挥众人协作的长处,又要以有专长者为主,免得众口不一。如北齐史,隋时李德林已有部分撰述,梁史也有陈时姚察撰述相当多篇卷,但诏令却没有安排李百药和姚思廉分别主修北齐史和梁史,使他们未能继承父业,未能发挥家学优势。而另一方面,诏令中指定的修史人员近半数并不长于撰史;三是当时地方战事未完全平息,隋末造成的破坏还未很好恢复,大规模修史所需甚多,但此时财政和图书资料是难以充分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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