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日占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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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出任最高长官,直至矶谷廉介抵任首位香港占领地首任香港总督。酒井隆管治香港期间,日本军队在香港滥杀无辜,又推行皇民教育,除了禁止使用英文及强迫使用日文外,香港街道及地区名称亦被更改成为日文。香港市民在安全、民生及经济等方面皆受尽摧残,市民对日本人反感,不时有平民在香港岛山头伏击日本将领。至中期,更有香港市民参与东江纵队游击队。美国陆军航空军在日本广岛市于1945年8月
目录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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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
日化政策
日军在港战争罪行
战后审判
反日活动
香港重光
日占时期对香港的影响
流产的改革


2星期后,营内人数达400人,当日下午4时全部人被迫到北角海边登上一艘船,并被锁在船舱内。众人在舱内被困24小时后抵达惠州市平海镇,所有难民在舱面由4名宪兵挑选身体强健者释放后,剩下约70名身体残弱及病患者均被逐一斩杀并推之落海。[22]

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


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为1941年12月25日在圣士提反书院发生的一宗大型屠杀事件,受害者由60人到超过100人不等。

1941年12月15日,圣士提反书院大楼被政府用作军事医院。至12月25日,超过150名日军闯进医院,当时在内的56名英籍、印度籍及加拿大籍伤兵,以及部分医护人员和书院职员被杀,受害职员包括中文科科主任谭长萱。

一些生还的伤兵和护士,分别被囚禁在两个房间。后来另一批日军肢解2名加拿大人。在隔壁房间的护士则被人轮奸。

帆船蒲台岛入水事故


1944年6月,赤柱海边难民营中被囚有800多名无故被拘的平民。约一星期后,营内人数增至过千人,即解落数只帆船,带至深圳南澳。两船外有一火船,内有日宪及华警持械把守。船驶至长洲时,火船离开,并命令帆船驶往南澳,同时给予2包米。帆船行至珠海担杆列岛,天气变坏,遂折回蒲台岛,此时船上入水,水深及膝,船上50余名老弱者因此淹死。船到蒲台岛后即下锚,在海面停留。有20人此时获岛上艇家救取,到大潭笃水塘上岸。[23]

置人于烈日下晒毙


有报道指15名华人被日军置于烈日下,用火水罐挂在手上,直至晒毙为止。[24]

梅窝血案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军在梅窝银矿湾无故杀害12名市民。[12]

1945年8月19日下午2时,一批为数15人的驻银矿湾日军,遭到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突袭,造成十余名日兵伤亡,港九大队则有一人身亡。日军为报复,随即在邻近的三个村落放火和杀人,更押解300名村民到沙滩虐打凌辱,部分人被打死。其后英国政府在香港设立四个战争罪行法庭,有关案件于1946年3月28日开审,4月24日审结,有村民亲身到法庭指证[25]。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Suzannah Linton感慨“港人没有身体力行重塑这段宝贵历史,以还无辜死难者一个公道”。

放犬咬人


1943年某日,薄扶林道近坚尼地城有10名华妇割草,被日宪兵捕去,囚于一混凝土小屋内,然后放犬入屋,10名华妇被咬毙。[26]

杀害医护人员


苹果日报引述“东京战争罪法庭”(相信是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纪录,指一队日军在1941年12月来到黄泥涌峡的医疗基地,射杀十名担架手。报导指担架手的手臂上绑有“红十字”,且已举手投降[27],另有五人在帐篷内被俘,他们曾试图在红十字旗上写字表明医护人员身份,身上没有武器,惟旗帜在伸出帐篷时被日军子弹射穿。五人其后被缚在树上,日军带走其中二人,二人再没有回来,其余三人在半夜逃走,最后只有一人生还[27]。报导又指,一支业余考古队发现的半块肩章,属于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Royal Army Medical Corps)的队员。考古队成员Craig表示,当年只有队长才会佩戴肩章,肩章主人极可能是失踪者之一的队长Barclay。Craig找来Barclay的儿子Jim,后者特意来到香港,领取父亲的唯一遗物[27]。报导认为是次考古发现,与历史不谋而合[27]。

虐待战俘平民


香港大学法律系建立香港战争罪犯网上数据库,于2010年12月25日投入服务[25]。副教授Suzannah Linton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一叠文件纪录,显示日军曾虐待战俘和普通市民,手法包括强行灌水至肚胀,再用脚猛力踏在肚皮上[28]。除了强行灌水,还有电刑、绑手吊起毒打等[28]。

战后审判


Suzannah Linton寻获的文件显示,由1945年至1948年,英国殖民政府审判最少123名日军战犯,他们涉及最少45宗战争罪行[28]。当年的战争法庭位于铜锣湾的崇光百货附近[28]。其中22名被判死刑,并于赤柱上吊行刑[28]。14名因证据不足获释[28]。其余战犯被判监禁,刑期由6个月至终身。不过,由于政治及经济因素,这些战犯在1950年代获释[28]。

另根据生活杂志的档案照片,可见部分日本战犯或滞港日军士兵在战后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包括打扫花园和修筑公路。

反日活动


早于九一八事变开始,为了对日本的侵略表示不满,有香港市民组织拒买日本货物,很多1910年代关闭的工会再次成立,市民再度激起爱国主义情绪。在日占期间,香港华籍市民的反日活动仍无间断,变成了地下活动。

英军服务团


英军服务团(British Army Aid Group)由原香港大学教授赖廉士上校(Lindsay T. Ride)组建,负责收集日军情报、接送重要人物潜出或进入香港。成员包括战后新界理民官何礼文及战前担任华民政务司的麦道轲等。1942年7月,英军根据赖廉士上校的建议组成这个援助小组。1941年12月底,所有英国人被送入了香港的战俘营时,赖廉士上校成功逃脱并到达重庆。其后,他将英军服务团的总部设于桂林,并视广西为华南的前线基地。他们的贡献主要从战俘营中协助战俘逃脱,并走私药物和其他必需品进出战俘营,亦组织了智囊团。过程中,英军服务团获得东江纵队积极合作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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