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日占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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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出任最高长官,直至矶谷廉介抵任首位香港占领地首任香港总督。酒井隆管治香港期间,日本军队在香港滥杀无辜,又推行皇民教育,除了禁止使用英文及强迫使用日文外,香港街道及地区名称亦被更改成为日文。香港市民在安全、民生及经济等方面皆受尽摧残,市民对日本人反感,不时有平民在香港岛山头伏击日本将领。至中期,更有香港市民参与东江纵队游击队。美国陆军航空军在日本广岛市于1945年8月
目录
政治
历任地方长官
经济
民生
饥荒
公共卫生
日化政策
日军在港战争罪行
战后审判
反日活动
香港重光
日占时期对香港的影响
流产的改革

民政时期


1942年2月20日,“香港占领地政府”[注 1]正式成立,由日军矶谷廉介中将出任香港总督,结束了军政府时期。政府总部设于香港岛中环的香港汇丰总行大厦,半岛酒店则改为军方总部。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成为了当时香港最高的行政机关,亦是日本战时内阁的直辖机构之一。而香港的地位相等于当时的台湾和朝鲜,故日本并没有于香港筹组傀儡的“自治政府”。

日本人在新政府(包括民治部、财政部、交通部、经济部、报导部、管理部及外事部)占据了多数重要职位,华人只可以担当一些中低级职位。但日本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也成立了“华民代表会”及“华民各界协议会”这两个华人组织。华民代表会为总督的咨询机构,有委员四名(罗旭龢、刘铁诚、李子方及陈廉伯)。而华民各界协议会则有委员22名(主席周寿臣,副主席李冠春,委员董仲伟、叶兰泉、伍华、罗文锦、厮启东、凌康发、林建寅、李忠甫、郭赞、陆霭云、周耀年、郭泉、王德光、谭雅士、王通明、邓肇坚、颜成坤、黄燕清、冯子英、章叔淳)负责向华民代表会提供意见。与英治时期的行政或立法局不同,华民代表会或协议会并无法律上权力。

在日本控制下,基本的行政区域架构由民治部于1942年3月成立,将香港岛分成12区,九龙分成9区,新界分成7区(见香港日治时期行政区划)。每个区都设立一个区役所,并指派一个中国人作为所长,管理该区的大小事务、代表该区市民的所需。这行政架构于矶谷廉介统治下重新设计,奠定了香港日后发展分区管治的基础。此外,占领地政府向香港市民发出“住民证”,是香港首种出现的身份证明文件[5]。

历任地方长官


香港日占时期历任地方长官列表

1941年12月25日 - 1942年2月20日 行政长官日军酒井隆中将(香港军政厅最高长官)

1942年2月20日 - 1944年12月24日 日军矶谷廉介中将(总督)

1945年2月1日 - 8月15日 日军田中久一中将(总督)

经济

沦陷时期,很多主要的工厂被日本人夺取,小至小贩、大至银行都很贫穷。很多公司都倒闭,米、糖、面粉、油都面临短缺,需要定额配给。燃料短缺加上美国的轰炸,使公共交通陷入停顿。造船业和建筑业的人无家可归。在农业方面,日本在新界地区的粉岭和锦田石岗机场建设耕地,他们亦曾打算在吐露港填海。

为了提升日本在香港的影响力,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与有利银行等外国银行遭到清盘,英国、美国及荷兰等同盟国的银行家被迫住在小酒店。而两间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和台湾银行则在香港重开,日本的银行并向外国银行发出债项。

货币


1941年12月26日,即香港被日本统治翌日,日本已宣布以军票取代本地货币。港元变为不合法货币,拥有港元的人会被施以重罚。1942年1月,港元和军票的兑换率为2兑1,可是在1942年7月24日起兑换率变为4兑1,比之前兑换率骤降,使得香港人在交易后变得贫穷。日圆军票于1943年6月1日正式成为香港的唯一法定货币,日用品的价格必须以日圆作单位。至1945年日本投降时,被强迫兑换的日本军票总值超过当时币值的57亿港元。

当时香港虽然已不准使用港元,但港元在珠三角、或澳门等其他中立地区依然受承认,市面上还有港元买卖活动。日军一般强逼收回的港元钞票,于境外购买物资,故日军获益甚丰。另一方面,日军在印制军用手票并没有任何储备金,所以实际上日军是以白纸强逼兑换有十足保证的港币。日本战败后军票立时成为废纸。加上滥发,香港出现灾难性通货膨胀,物价每日贬值。于1945年中期,日本当局强迫汇丰、渣打、有利银行高层在没有任何储备金下签发大面额的港元钞票,总数达1亿零300万元[6]。

民生


归乡政策令人口下跌。

1942年12月25日,日本庆祝“新生香港一周年”,布置了的电车驶经中环书信馆(环球大厦现址)。

本段落可能包含原创研究或未查证内容。(2012年1月) 。

归乡政策


由于食物短缺,为了缓减人口压力,日本在占领期间执行归乡政策,软硬兼施强迫大量市民归乡,市民被迫驱逐至中国大陆。1942年1月,由占领地政府民治部成立的“归乡指导委员会”,每月均安排火车和轮船将市民强迫离港,但这些交通工具只将人送出境,离境后回乡的路途就要各人自理,更多人付担不起路费,只能徒步回乡。当时香港既已沦陷,市面粮食不足,生活艰难,因此很多港人选择离港回乡。同年12月,已有60万名市民离港,其中不少家庭于途上分散,或被迫抛弃幼儿、老人,或途中饿死、病死,至于途中被洗劫一空者更不计其数。而于后期,宪兵队更在街头随意捉人强行押解离境。结果在1945年,香港的人口由1941年的161万人跌至6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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