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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叶挺与高敬亭之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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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处死一案,是抗日战争初期发生在新四军中的重要事件。由于涉及此案的档案始终没有完全公开,造成对高案的解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坊间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叶挺于1939年5月13日应约前往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立煌,5月24日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向第五战区诬告第4支队,五战区转报蒋介石,蒋介石批准“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叶挺带着蒋的批文抵达合肥青龙厂将高敬亭关押,然后召开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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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其人
错误之一,是排斥中央派到4支队的政治工作干部。
错误之二,是违抗军令,抵制东进。
错误之三,治军无方,驭下不严。
中共早就开始关注高敬亭问题
项英并非与高案无涉
处死高敬亭其实是中共内部的事情


高敬亭的错误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错误之一,是排斥中央派到4支队的政治工作干部。


上级原定由延安派来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郑位三担任4支队副司令员(对内为政委)、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结果高敬亭坚拒郑位三在4支队任职,向驻在汉口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再三指名提出,要从延安另换戴季英来取代郑位三。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为求得4支队顺利改编和迅速出动,只得致电中央屈从高敬亭的要求。于是,郑位三和萧望东被调离4支队。拒绝上级派来的干部,向中央讨价还价,高敬亭此举无疑触犯了中共纪律底线。

1938年2月,戴季英从延安被派到高部。戴季英,湖北黄安人,也是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红25军时期曾是高敬亭的上级。本以为戴季英是高敬亭指名要来的,两人一定能搞好关系,谁知戴抵达当晚,就与高发生了争论。戴季英在会上传达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要部队迅速确立新四军番号,东进安徽合肥以东敌后抗战。但高敬亭却另有计划,暴露出留恋大别山的思想。戴季英以中央使者自居,疾言厉色地斥责高敬亭:“趁早把你自己的计划搁在一边,必须统一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两人的关系很快就闹僵了,以致后来矛盾激化成外来的政工干部一度逃离4支队的“新开岭事件”。

错误之二,是违抗军令,抵制东进。


1938年11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按照毛主席指示,派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传达中央和军部指示,争取和推动高敬亭部东进。

张云逸到江北后,与戴季英一起到安徽战时省会立煌,同安徽省政府主席、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会商,双方指定皖东地区为4支队活动范围,划无为县为江北新四军与皖南军部的联络通道,廖磊还批给新四军一个江北游击纵队的番号,任命戴季英为纵队司令员,由省府供给给养。这个会商结果是有利于新四军东进和发展的,却遭到高敬亭的反对。1939年1月27日,项英在致延安电中转报张云逸来电:“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企图在怀桐庐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党及上级使用他认为是限制他发展,因此正对党及军部极不满”,“自己不愿东进,亦不能派队伍随张行动,争取可能极少。”

1939年4月底,叶挺率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参谋处长赖传珠等人从皖南过江。行前,叶挺与项英、袁国平讨论高敬亭问题时,商量“顶好尽到教育责任”,将其挽救过来。叶挺到江北后,项英怕他压不住台,于5月4日以毛主席的名义致电高敬亭,鼓励4支队克服困难,迅速东进:“你们要解决困难与壮大部队,就要迅速东进,积极作战,以胜利达此目的。这不仅是为了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而主要的是为了使4支队得着更大的发展前途。党中央同志均热烈希望你们、信任你们能向这一前途迈进。”

叶挺一行于5月10日抵达皖中舒城,在支队连以上干部会上,叶挺传达了中央和军部有关东进的指示,命令部队限期开进至皖东敌后地区。会上全体指挥员一致表示执行中央和军部的命令。高敬亭迫于大势所趋,也举手表示同意。但是当叶挺走后,部队开始移动时,高敬亭却命令第7、9团停止东进。高敬亭抗拒军令、藐视上命、抵制东进的行为,在战时应为任何军队的军纪军法所不容。

错误之三,治军无方,驭下不严。


杨克志、曹玉福原是红28军时期高敬亭的秘书和警卫员,4支队成立时被分别重用担任主力第7团团长和政委。在部队奉命东进的关键时刻,发生了杨、曹两人于1939年5月20日率兵叛逃,并登报公开反共的严重事件,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在没有证据证实杨、曹叛逃系高敬亭指使的前提下,高敬亭对此至少负有驭下不严的直接领导责任。由于高对下亲疏有别,分配不公,以致第8团团长周骏鸣、团政委林恺多次向中央要求脱离与4支队的隶属关系,对4支队的团结和整体战斗力的发挥,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中共早就开始关注高敬亭问题


回到叶挺与高敬亭案。首先从叶挺到江北的时间行止来分析:叶挺是1939年4月27日过江到的皖北,途中经无为、庐江等地逗留,布置工作,于5月10日到舒城第4支队驻地召开干部会议贯彻党中央和军部东进命令,会后即赴皖东。此事从邓子恢自传中更可得到证实。邓子恢是和参谋处长赖传珠一起跟随叶挺军长过江的,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们到江北后,沿途视察部队,传达中央和军部的指示,部队情绪很高,干部也赞成,因此,我们就在4支队司令部召集高干会议,决定部队东开计划,当时高也赞成。会后我就同叶军长前往淮南路东。”(《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可见说叶挺于1939年5月13日应约前往安徽省政府立煌纯属子虚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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