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共党国精英20年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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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西多列卡能得到那家石油公司的职位,是靠朋友的介绍。此间他还曾收到过加入叶利钦政府的邀请,但他没有参加。获得商业成功后再进入国家杜马,同样是受到别人邀请。邀请者算是他在苏联时期的同事,但当时他们互相并不认识。当国家需要一位优秀管理人才时,双方一个共同的朋友想到了他,于是有了辗转介绍。“人生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人际关系。”西多列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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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甚至来不及告诉党
重拾精英的位置
苏共的最宝贵遗产


而西多列卡明显无论以何种标准,都称得上成功人士。离开最初那家石油公司后,他经营自己的石油运输公司长达8年,在这家公司的主要成员又纷纷独立出去成立自己的公司后,西多列卡才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进入国家杜马工作,重回权力的主场。

苏共的最宝贵遗产


西多列卡和莫吉廖夫都是出身平民的苏联精英。相比他们,有着特殊家庭背景的精英,对新时代有更强的适应性。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苏共高层鲜有培养自己的孩子做接班人的观念,“太子党”或“官二代”往往更乐于成为受人尊敬的专家、学者。而在新时代来临之后,他们转身商界的身手异常敏捷。

如在苏联1950-1960年代曾长期主管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他的孙子弗拉基米尔·斯特里戈夫很快成了著名银行家,而勃列日涅夫的孙女维卡早早成为商界大亨。

苏联时代的经济改革,有显著不同于中国的特色。苏联1980年出现的第一批企业老板,绝大多数不是早期中国城市经济改革中的主角——待业青年甚至“两劳”人员之类的社会边缘人,而是专家、青年干部以及企业家。

叶利钦时代的一项统计表明,17%的大型私人企业老板是共青团高官,他们与科学家、技术人员成为第一批创业者,排在其后的是高干子弟。某些行业的相似背景亦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外贸企业大部分是苏联外交口和进出口领域的人员创办的,而银行家很多来自前共青团干部。总之,苏联解体前,掌管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们,轻松就搭上了新时代的便车。像计划经济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巴巴科夫成为大公司顾问这样的案例,在新俄罗斯不胜枚举。

至于那些既没有专业背景又不任职相关利益部门的党国精英,时代也没有亏欠他们。事实上,苏共给了他们一项最宝贵的财富——人际关系。

西多列卡能得到那家石油公司的职位,是靠朋友的介绍。此间他还曾收到过加入叶利钦政府的邀请,但他没有参加。获得商业成功后再进入国家杜马,同样是受到别人邀请。邀请者算是他在苏联时期的同事,但当时他们互相并不认识。当国家需要一位优秀管理人才时,双方一个共同的朋友想到了他,于是有了辗转介绍。“人生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人际关系。”西多列卡说。

毫不出奇,莫吉廖夫在苏联解体后的发展也得到苏联时期人脉关系的帮助。


在苏联时代与莫吉廖夫一个办公室工作的五位同事,现在定期聚会已成惯例,比如国家节庆或每个人的生日。“现在一般的工作人员,如果跳槽去别处工作,原来的关系常常就断了。但我们苏联干部不一样,虽然现在我们没有共同利益,但相互之间的关系比一般的朋友关系更深。”

西多列卡尽管在新时代有了新的交友原则——“尽量和成功人士交往”,但与此同时,他与读书时期的老师、同学维持着多年的牢固友谊,并积极参加各种纪念活动。

苏共留给其精英的这笔特殊遗产,使他们在新俄罗斯时代很快结成政商精英联盟。在动荡的叶利钦时代,这个群体中崛起了第一批寡头。在叶利钦最危急的时刻,他们是叶利钦的最坚定支持者(直至普京上台收拾掉一批不听话的寡头后,一个以普京为核心的政商联盟才再度形成)。

某种意义上,他们代表了前苏共精英们成功转型中的一种典型样本——党没有了,我们依然是国家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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