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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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大家都知道,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接触到这样一些词语和事物:红旗、红歌、红五星、红色电影、红色旅游、佩戴大红花等等。由此不难领悟到:红色文化是一种以颜色标示其本质内涵的文化种类。从光学的角度说,红色是可见光谱中波长大约为630至750纳米的长波末端的颜色。由于它类似人体新鲜血液的颜色,所以中国人民往往赋予它以希望、热烈、勇敢、创造、奋斗、牺牲等象征意味。
目录
什么是中国红色文化?
为什么要弘扬中国红色文化?
怎样弘扬中国红色文化?

什么是中国红色文化?

大家都知道,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接触到这样一些词语和事物:红旗、红歌、红五星、红色电影、红色旅游、佩戴大红花等等。由此不难领悟到:红色文化是一种以颜色标示其本质内涵的文化种类。从光学的角度说,红色是可见光谱中波长大约为630至750纳米的长波末端的颜色。由于它类似人体新鲜血液的颜色,所以中国人民往往赋予它以希望、热烈、勇敢、创造、奋斗、牺牲等象征意味。这种特定的颜色及其象征意味,恰好与我们党和人民的共同理想、品格情操、精神气质形成了异常完美的“同构”关系中国人的思维和语言善用“比兴”,因而人们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凝练地称呼为“红色文化”。显而易见,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人民群众一个伟大的文化创造!
应当说,红色文化较之我们经常使用的革命文化抗战文化解放区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等,具有更加宽广的外延。在一些同志那里,一谈到中国红色文化,便仅仅与上海、嘉兴、南昌、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相联系,其实这是一种不全面的认识,因为那仅仅是历史上的红色文化。我们所说的红色文化,不仅上溯历史、涵盖现实,而且延伸到未来。这是一种大尺度的历史时代产生的蔚为大观的文化。它的上限,要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的那一历史时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俄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看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希望。一时间,社会主义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热词。然而,并非当时所有谈论社会主义的人都是中国红色文化的创始者,也并非所有涉及社会主义的著述都是中国红色文化的滥觞。比如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安福系的王揖唐,直至投机政客江亢虎、反动军阀陈炯明都在谈论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或是虚与附和,或是貌合神离,或是有始无终,与后来形成的中国红色文化没有任何传承关系。真正可以称之为中国红色文化创始者的有两种人:一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如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二是从俄国归来的中国工人。真正可以称之为中国红色文化滥觞的有两个:一是先进知识分子的著述和演说,如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陈独秀的《公理何在》等;二是从俄国归来的工人在劳苦大众中对于俄国“穷人党”胜利一事的口头传播。至于中国红色文化的下限,目前还不能作出准确的估计,但是可以推断,即使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后,也要延续相当漫长的时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辉煌而且必将更加灿烂辉煌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上夺人心魄而且必将更加夺人心魄的文化高峰!展望开来,即使人类社会到了阶级消亡、国家消亡的共产主义阶段,它作为人类走向真善美的一座巍峨的文化丰碑,也将耸立于千秋万代。在这座丰碑面前,后人们将洒下感动、崇敬的热泪。
中国红色文化不是石头里面蹦出的神物,也不是凭空而降的天外来客。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厚的文化来源和社会来源。文化来源有三个:
第一个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所产生的先进文化。这种先进文化的核心无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破解“历史之谜”的唯物史观、揭示资本秘密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告别空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核心之外,就是各国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者创造的无产阶级文化。《国际歌》自上世纪20年代初被译入我国以后,就成为中国革命者为理想忘我奋斗的强大支柱。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曾把它作为国歌,可见它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之深。而它的重译者瞿秋白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革命烈士,都是唱着这支歌走向刑场的。即使是在硝烟已经散去的今天,每逢我们听到那悲壮深沉的曲调,仍然禁不住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伏契克的长篇特写《绞刑架下的报告》,一直在深刻地感染、教育、启迪着中华儿女。其中的警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至今仍像晨钟暮鼓一样回荡在我们的耳畔。
第二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民间文化)。在制度安排上,《礼记》提出“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抽象的意义上,这种思想与共产主义的理想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统一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传播并日益中国化,所依靠的正是这样的文化背景。在外交上,《墨子》主张“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不难看出,这正是新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传统文化根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易经》提出“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原则。很明显,这是我们党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至于中国共产党员和其他先进分子,则把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精神融入自己的血液,化为英勇奋斗的动力。“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这是革命烈士杨超于1927年就义时吟唱的一首诗。留得伍子胥的豪气,进而升华到为人民大众复仇的崇高境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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