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初期的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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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着,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这话,在第一章中,业已说过了。中国自有信史以来,环境可说未曾大变。北方的游牧民族,凭恃武力,侵入我国的疆域之内是有的,但因其文化较低,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他还不得不弃
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着,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这话,在第一章中,业已说过了。中国自有信史以来,环境可说未曾大变。北方的游牧民族,凭恃武力,侵入我国的疆域之内是有的,但因其文化较低,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他还不得不弃其生活方式而从我,所以经过若干年之后,即为我们所同化。当其未同化之时,因其人数甚少,其暴横和掠夺,也是有一个限度的,而且为时不能甚久。所以我们未曾认为是极大的问题,而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应之。至于外国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非无有。其中最亲切的,自然是印度的宗教。次之则是希腊文明,播布于东方的,从中国陆路和西域交通,海路和西南洋交通以后,即有输入。其后大食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不少。但宗教究竟是上层建筑,生活的基础不变,说一种宗教,对于全社会真会有什么大影响,是不确的。所以佛教输入中国之后,并未能使中国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变化,以适应我们的生活了。读第十八章所述可见。其余的文明,无论其为物质的、精神的,对社会上所生的影响,更其“其细已甚”。所以中国虽然不断和外界接触,而其所受的外来的影响甚微。至近代欧西的文明,乃能改变生活的基础,而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彻底起一个变化,我们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
西人的东来,有海陆两路,而海路又分两路:(一)自大西洋向东行,于公元1516年绕过好望角,自此而至南洋、印度中国。(二)自大西洋向西行,于1492年发见美洲,1519年环绕地球,其事都在明武宗之世。初期在海上占势力的是西、葡,后来英、荷继起,势力反驾乎其上。但其在中国,因葡萄牙人独占了澳门之故,势力仍能凌驾各国,这是明末的情形。清初,因与荷兰人有夹攻台湾郑氏之约,许其商船八年一到广东,然其势力,亦远非葡萄牙之敌。我们试将较旧的书翻阅,说及当时所谓洋务时,总是把“通商传教”四字并举的。的确,我们初期和西洋人的接触,不外乎这两件事。通商本两利之道,但这时候的输出入品,还带有奢侈性质,并非全国人所必需,而世世西人的东来,我们却自始对他存着畏忌的心理。这是为什么呢?其(一)中国在军事上,是畏恶海盗的。因为从前的航海之术不精,对海盗不易倾覆其根据地,甚而至于不能发见其根据地。(二)中国虽发明火药,却未能制成近世的枪炮。近世的枪炮,实在是西人制成的,而其船舶亦较我们的船舶为高大,军事上有不敌之势。(三)西人东来的,自然都是些冒险家,不免有暴横的行为。而因传教,更增加了中国畏忌的心理。近代基督教的传布于东方,是由耶稣会Jesuit开始的。其教徒利玛窦,Matteo Ricci以1581年始至澳门,时为明神宗万历五年。后入北京朝献,神宗许其建立天主堂。当时基督教士的传教,是以科学为先驱;而且顺从中国的风俗,不禁华人祭天、祭祖、崇拜孔子的。于是在中国的反应,发生两派:其(一)如徐光启、李之藻等,服膺其科学,因而亦信仰其宗教。其(二)则如清初的杨光先等,正因其人学艺之精,传教的热烈,而格外引起其猜忌之心。在当时,科学的价值,不易为一般人所认识,后一派的见解,自然容易得势。但是输入外国的文明,在中国亦由来已久了。在当时,即以历法疏舛,旧有的回回历法,不如西洋历法之精,已足使中国人引用教士,何况和满洲人战争甚烈,需要教士制造枪炮呢?所以1616年,基督教一度被禁止传播后,到1621年,即因命教士制造枪炮而复解禁。后更引用其人于历局。清初,汤若望Joannes Adams Schall vonBell亦因历法而被任用。圣祖初年,为杨光先所攻击,一时失势。其后卒因旧法的疏舛,而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复见任用。圣祖是颇有科学上的兴趣的。在位时引用教士颇多。然他对于西洋人,根本上仍存着一种畏恶的心理。所以在他御制的文集里,曾说“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这在当时的情势下,亦是无怪其然的。在中国一方面,本有这种心理潜伏着,而在西方,适又有别一派教士,攻击利玛窦一派于教皇,说他们卖教求荣,容许中国的教徒祟拜偶像。于是教皇派多罗到中国来禁止。Tourmon。这在当时的中国,如何能说得明白?于是圣祖大怒,将多罗押还澳门,令葡萄牙人看管,而令教士不守利玛窦遗法的都退出。教皇仍不变其主张,且处不从令的教士以破门之罚。教士传教中国者,遂不复能顺从中国人的习惯,此亦为中西隔阂之一因。至1717年,碣石镇总兵陈昂说:“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广州城内外尤多,恐滋事端,请严旧例严禁”,许之。1723年,闽浙总督满保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概行安置澳门;各省天主堂,一律改为公廨;亦许之。基督教自此遂被禁止传布。然其徒之秘密传布如故。中国社会上,本有一种所谓邪教,其内容仅得之于传说,是十分离奇的,以此观之,知历来所谓邪教者的传说,亦必多诬蔑之辞。至此,遂将其都附会到基督教身上去;再加以后来战败的耻辱,因战败而准许传教,有以兵力强迫传布的嫌疑;遂伏下了几十年教案之根。至于通商,在当时从政治上看起来,并没有维持的必要。既有畏恶外人的心理,就禁绝了,也未为不可的。但这是从推理上立说,事实上,一件事情的措置,总是受有实力的人的意见支配的。当时的通商,虽于国计民生无大关系,而在官和商,则都是大利之所在,如何肯禁止?既以其为私利所在而保存之,自然对于外人,不肯不剥削,就伏下了后来五口通商的祸根。海路的交通,在初期,不过是通商传教的关系,至陆路则自始即有政治关系。北方的侵略者,乃蒙古高原的民族,而非西伯利亚的民族,这是几千年以来,历史上持续不变的形势。但到近代欧洲的势力向外发展时,其情形也就变了。15世纪末叶,俄人脱离蒙古的羁绊而自立。其时可萨克族又附俄,Kazak,即哥萨克。为之东略。于是西伯利亚的广土,次第被占。至明末,遂达鄂霍次克海。骚扰且及于黑龙江。清初因国内未平,无暇顾及外攘。至三藩既平,圣祖乃对外用兵。其结果,乃有1688年的《尼布楚条约》。订定西以额尔古讷河,东自格尔必齐河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俄商得三年一至京师。此约俄人认为系用兵力迫胁而成,心怀不服,而中国对边陲,又不能实力经营,遂伏下咸丰时戊午、庚申两约的祸根。当《尼布楚条约》签订时,中、俄的边界问题,还只限于东北方面。其后外蒙古归降中国,前此外蒙古对清,虽曾通商,实仅羁縻而已。于是俄、蒙的界务,亦成为中、俄的界务。乃有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规定额尔古讷河以西的边界,至沙宾达巴哈为止。自此以西,仍属未定之界。至1755、1759两年,中国次第平定准部回部,西北和俄国接界处尤多,其界线问题,亦延至咸丰时方才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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