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的保守,造成了斯大林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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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笔者以为,斯大林当权后,在一连串的党内斗争中,在持续不断的清党运动,包括30年代中后期和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大清洗中,之所以造成执政党和统治集团的自残,是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深刻的思想理论原因的:这既有俄罗斯民族宗教传统中的因素,也有俄国解放运动传统中的因素;既有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庸俗化的歪曲,又有对斯大林个人、对党本身的神化;既是斯大林个人权力体制极权化过程的结果,也是专制主义的权力观在作祟并发挥作用。
目录
1、俄罗斯民族有浓厚的宗教思想和教派厮杀的传统
2、俄国解放运动的各个派别间,也毫无宽容性
3、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庸俗化歪曲
4、斯大林权力的个人化、独裁化过程
5、由对党、对领袖的神化,发展到对斯大林个人的神化
6、专制主义的权力观:权力高于一切,权力是唯一的最高价值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作者:马龙闪,原题为:《斯大林为何在党内大开杀戒》
在从古至今的世界历史上,像斯大林这样的当权者,将刀剑指向统治集团内部,大开杀戒,是十分罕见的。他不仅对执政党大加清洗,清除掉全体中央委员的64%,十七大代表的56%,还在战云密布的年代除掉了5位元帅当中的3位,90%的集团军将领,总计80名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中的75位,造成统治集团上层的自残和瘫痪,实际上在战争临近时刻让自己的军队变成一条无首巨龙。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苏德战争初期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斯大林为什么剑指执上层,造成统治集团自残如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是何种指导思想造成的?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过去似乎也浮光掠影地有所涉及,但是要说谈论得全面、深入,且令人信服,似乎又非如此,因此,对此进行深入思考,予以集中地阐述和回答,还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以为,斯大林当权后,在一连串的党内斗争中,在持续不断的清党运动,包括30年代中后期和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大清洗中,之所以造成执政党和统治集团的自残,是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深刻的思想理论原因的:这既有俄罗斯民族宗教传统中的因素,也有俄国解放运动传统中的因素;既有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庸俗化的歪曲,又有对斯大林个人、对党本身的神化;既是斯大林个人权力体制极权化过程的结果,也是专制主义的权力观在作祟并发挥作用。
下面,让我们分别从这些方面加以阐述,以求有一个稍为全面、深入的回答。

1、俄罗斯民族有浓厚的宗教思想和教派厮杀的传统

俄罗斯自公元十世纪接受洗礼后,经过东正教的千年传播,俄罗斯人的宗教思想相当浓厚,可以说东正教作为一种信仰已经深深地融进了俄罗斯人的血液中,渗透到了他们的灵魂里。而教会分裂,长期的教派斗争、新旧教派的对立、厮杀、互不相容,又在人们头脑中潜移默化,长久地扎根于人们的历史意识,形成了教派的不宽容性。
东正教新旧两派的分裂,源于17世纪中期尼康牧首的宗教改革。尼康邀请希腊和基辅的一些神职人员前来莫斯科,推行东正教的礼仪改革。他实行用三个手指划十字,以取代自百章公会以来用两个手指划十字的做法;还采取在教堂按顺时针行走以代替原来的逆时针行走;祈祷时祭坛上不再按以前的式样摆七块圣饼,而改变为摆五块。还有其他一些关涉细枝末节的礼仪改革。仅仅就是因为这些方面的分歧,分成新旧两个教派。由于信徒们对教义、教条的恪守极其严格,把这些礼仪上的坚持看做是对东正教信仰忠诚与否的问题,这样就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和斗争,一直发展到新教派在政权当局的支持下,对旧教派进行残酷迫害,甚至施行大规模驱赶,把他们赶往荒野、森林,驱往草原,采取了赶尽杀绝的方针,手段极其残忍。这种教派的对立、恶斗和厮杀,源自教派双方对宗教礼仪和教义的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无论教条、教义和礼仪上的什么规则,只要一经形成,变为成规,就以极端偏执的态度固守之,世代至死不变。这样,就形成了新旧两派的残杀和恶斗。
这种教派斗争的传统,对俄罗斯民族影响至深,不仅深入到各阶层信众的意识中,甚至也影响到以改造俄罗斯为己任的俄国革命者的队伍中,渗透到整个俄国解放运动中。

2、俄国解放运动的各个派别间,也毫无宽容性

宗教情绪在俄罗斯底层民众中更为浓重一些,东正教文化深深渗透在俄罗斯思想的传统中。俄国解放运动中的民粹主义,从其思想渊源和产生过程来看,它同根植在东正教传统和俄罗斯国粹中的斯拉夫派,关系更为密切,这就使它把俄罗斯教派文化、教派恶斗的传统,相当多地继承了下来。
俄国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一登上政治舞台,其急进的一翼就表现出了一种激进主义的偏执和不惜流血好斗的狂热性。这在一篇取名《青年俄罗斯》的传单中充分表露了出来。这个“青年俄罗斯派”,对革命运动中的其他派别都不肖一顾,认为赫尔岑已“开始走向反动”,“大俄罗斯人”也“错误”多多,其他一些人的传单和言论也“不值得多谈”,只不过是一些“没有一定原则”、“没有任何意义”的“自由主义高谈阔论”[1];唯独他们自己最革命,公开鼓吹“极端措施”,声称:“要做成点事是非采取极端的措施不可的”;还宣布:“我们将做得更彻底,不仅要赛过1848年的那些可怜的革命家,而且要赛过1792年的那些伟大的恐怖主义者。如果我们看到,为了推翻现存制度必须比九十年代雅各宾派所流的血多一倍,我们也不会害怕。”[2]更可怕的是, 他们宣示了一种派别的偏执性和极端性,高调宣称:“谁不和我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3]这样的调门,我们何曾耳熟,因为它曾渗透在苏联时期的书刊中,特别唱响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的苏联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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