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花厅不能住了,他被送到了西山。周总理伤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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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天凉了,叶黄了。贺龙

茫然若失:“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


时间到了1966年底1967年初,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震荡。人们惊恐地注视着这场“文化大革命”,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们弄不明白好端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些令人惊心动魄的事:

江青、康生等人公然鼓吹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国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的狂澜。1967年1月13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向毛主席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广大干部是好的,主要责任由我承担。尽快把他们解放出来;二是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的职务,和妻子回延安或老家去种地,以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然而,毛主席没有接受。

一大批老革命家、党政军领导人横遭蹂躏。他们被揪斗,被囚禁,被毒打,人权和法律荡然无存。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垮台。“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手摧毁了中国共产党地方各级党委,无政府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游荡。

“一月风暴”,全面夺权如疯如癫。中国真的天下大乱了。

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贺龙焉能逃脱得了?1966年12月,江青在清华大学专门把贺龙的儿子、清华大学的学生贺鹏飞找来,对他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能要触动他啦!”“你妈妈也不是好人。”江青是很懂得造舆论的。她去清华大学找贺鹏飞,正是为了制造打倒这位元帅的舆论。不久,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江青又大声宣布:“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这样,“打倒贺龙”的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了北京街头。打冲锋的是体育系统的造反派。他们把揪斗的目标从荣高棠等人的身上移到了贺龙身上。造反派们日夜不停地一批一批地包围着东交民巷8号。薛明曾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告说:

“一批一批的人来我们家,共事先就掌握了家里的一切情况,连什么东西放在哪里都一清二楚,一下子抢走7所有的机密文件。”

周总理出面了。12月26日,他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

贺龙搬到了位于万寿路附近的新六所。这里,五十年代曾作过苏联军事专家的招待所。现在大部分房屋已经破旧,无人居住。然而,这里也不是贺龙的避难所。搬来不久,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造反派们便得到了消息,扬言要到新六所来批斗贺龙。

薛明着急了,三次向周总理告急。她还能找谁呢?只有一个周总理了。但是,不知为什么,迟迟未见答复。贺龙本不愿意住在这里,他对薛明说:

“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们是瞎胡闹!走,我们回东交民巷,同他们去讲理嘛!”

元帅太天真了。受人操纵,灵魂变形的造反派同他们的幕后人一样是无理可讲的。

薛明无奈,只好跟随他坐车进城。

经过中南海的时候,贺龙突然想起来了,应该先向周总理报告,他说:

“我们先去见见周总理,向他报告一下,我们搬回家去了。”

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秘书对贺龙夫妇说:

“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时不要回家。”并且,在西花厅给他们夫妇搭好了床铺。

贺龙夫妇便在周总理家里住下来了。

薛明后来回忆说:“在这段时间里,总理对我们关怀备致。邓大姐还叫秘书带上便笺来对我们说:‘想吃点什么就写上,请厨房的同志们做。’总理工作十分繁忙,有时叫人把他准备好的饭拿到我们住的地方来,以便利用吃饭时间和我们谈话。贺龙同志很觉不安,多次列”我说,不应再打扰总理。我们每天都看到总理一直忙到天亮才回家。回家以后,还要批阅文件。”

但是,周总理越来越忙,每天从他们的住处匆匆而过。贺龙站在窗口,长久地看着周总理的背影。他说不想打扰周总理,其实,他的内心是多么想同周总理推心置腹地谈一谈。现在肯帮助贺龙的只有他啊!

贺龙住在西花厅的日子里,中国社会已被夺权的风暴颠簸得快要失控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铁道部部长被迫站在大卡车上,顶着凛冽的寒风,在天安门广场被人揪斗;煤炭工业部部长被戴上十来斤重的铁帽子接受批斗,最后,遭毒打身亡;东海舰队司令员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在舰队的一个招待所里……太多的残酷,太多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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