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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更“专制”吗?(上)

作者:网友 来源: 浏览次数:0 评论:
书中自有黄金屋
相对于欧洲,特别是欧洲中世纪以来,中国政治体制迥然不同。
秦朝一统江山(公元前221年)之后,取消了周朝分封制,实行郡县制,随着度量衡、货币、文字等的完全统一,中国历史进入实实在在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
2000多年来,中国实行由朝廷统一委派官员治理各地,全国通行同一部法律、同一种文字和货币、同一个度量衡标准,只有一支绝对从属于皇帝军队。即便皇子公主获得封地,也由朝廷大臣实施管理,封臣们不过是享受这里的税赋罢了。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中国2000余年来一致的认识与实践。中国的官员和百姓,都是皇帝的臣民,百姓与当地官员之间,只有上下级关系,从法律上讲,他们的政治地位----人权是平等的。早在汉朝朝廷就对地方基层组织的领导县太爷的职责权限作了明确规定,据《汉书·百官志》:“(县令县长)皆掌治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作为县太爷“治民”的手段,所谓“显善劝义”,指的是要抓好文化教育工作,通过教化实现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所谓“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指的是要抓好法治,搞好社会治安;所谓“恤民时务”,指的是要体察民情,处理好日常民政事务;所谓“秋冬集课”,指的是要搞好对下属的考核管理;而“上计于所属郡国”,指的是要定期向上级领导报告工作。县太爷并没有高人一等的政治特权,至于官服、百姓见官下跪之类,不过是官员作为朝廷代表或化身,所享受的一点虚荣罢了。
《剑桥中国秦汉史》从法律角度论述了中国官民关系和百姓的政治地位:“与其它的许多民族不同,中国人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法归之于神授。”“(秦汉法律)目的在于畅通政府的职能,并以维护法律社会秩序的手段来支持政府的稳定。这些条文表明社会世俗化过程中的一大进步。它们远不是古典的,不再是仅建立在‘自然法’或神权时代的风俗习惯上;它们非常清楚地表示了统治者的意图。它们形成了一个完全具有实际含义的法规组合体,普遍适用于全体居民,只有那些继续使用等级原则的领域是例外。……秦汉时期的爵制给受爵的人一些特权,包括犯罪减刑在内;但是除了拥有最高爵位者以外,其他列侯和贵族并没有特殊地位。”“家长虽有权力处罚家庭成员,但至少在理论上他不能伤残和杀害他们;即使处死奴隶也要提交县令办理。”除了“拥有最高爵位者”,中国大地上人人平等
秦汉以来,官职成为一种职业。为官期间,官员代表朝廷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作为酬劳享受相应的经济待遇,作为个人事业的“成功”享受社会的尊敬。但是,没有谁保证其后人可以为官,实际上,他本身很可能出身寒微。
秦汉以来,中国百姓的社会地位远高于同时期欧洲百姓,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百姓,只要他有足够的才能,可以通过正当的渠道去做官,甚至当上宰相;有冤屈,他甚至可以大张旗鼓地去告御状,虽然未必能成功,但是法律赋予他这一权利。和穷书生登龙虎榜一样,民告官的成功例子不胜枚举。作为百姓,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去读书,可以去种地,可以去经商,除非皇帝下旨,没有人能够干预他的合法行动,因为他不附属于任何人。倘若官员一定要干预,唯一合法的手段是:“教化”。
秦朝的诞生及其确立的政治体制,基本确定了此后2000余年中国社会的走向。
自秦朝以来,曾经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贵族”,逐步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了。这正应了孔子的一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
欧洲长期实行世袭制度贵族制度不同,在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制度、身份世袭制度便逐渐解体,各国君主纷纷主动向有识之士敞开入仕大门,逐步进入到学者治国阶段。只要肯头悬梁锥刺股,有才高八斗的真功夫,布衣也可一夜之间身挂六国相印。朝为布衣暮登卿相,人才济济,百花齐放,成为春秋战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剑桥中国秦汉史》:“许倬云根据对春秋时期政治上活动的516人及战国时期政治上活动的713人所作的统计研究发现一个时期出身微贱的人的百分比两倍于前一个时期春秋时期为26%,战国时期为55%。……一个新的地主和官吏阶级以种种方式,到战国后期已经形成,它是整个中华帝国史中一直作为统治精英的学者----绅士阶级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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