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最后的岁月(1929——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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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民族,是个容易满足和遗忘的民族。当我们在世纪之交缅怀百年沧桑时,真不该忘记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奉献。

七十年前的上海呵,真像个博大而充满活力的大海。这里既是远东闻名的国际商埠,又是殖民地外来文化的聚散之地。在这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处处可见冒险家和投机商一夜发迹的狂欢,也同样可见失意政客和流浪文人逃避苦难的逍遥。随着紫禁城皇权的旁落,一大批叱咤“五四”的风云人物,纷纷相约南下。当他们带着北方人固有的目光,在繁华的租界四处观光时,你会惊奇地发现,这里流行着完全陌生的通商口岸式的消遣方式和价值观。每当周末降临时,可见富有的英国人携带妻子,乘坐自备的敞篷马车,在林荫道上来回兜风。在路的两边,全是商号首脑们的豪华别墅,带着尖顶的异国情调和宽阔的花园,以及网球场,是举行漫长的英式午茶的好地方。而跑马场总是配有令人刺激的看台和俱乐部,占据了静安寺路东头护城河沿岸的一大片土地。这里虽然离南京不远,却相对缺少政治中心的威严和恐怖。名目众多的中外新闻出版和文化机构,给隐居亭子间的自由文人们,提供了谋生和浪漫的庇护之地。

可是当我们遥望七十年前迷茫的星空,在这中国最大的金融都市里,虽然已经居住着许多留洋归来的名流学者,但是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科学研究事业,却仍像个苍白无力的贫血症患者那样一筹莫展。一个瘦弱苍老的身影,就是这样来到了上海亚尔培路205号。以他学术大师的情怀,开辟草莱的勇气,为本世纪的中国创建了第一个统一的科学研究机构。并以罕见的执拗和毅力,在这个最高学术机构里,惨淡经营了十三年,直至他生命的老成凋谢。

这是1930年元月的某个下午,蔡元培正在中央研究院的驻沪办事处召开院务会议。窗外冰雪交加,凛冽的寒风就像这越来越糟的时局让人难以忍受。而亚尔培路上那只温暖的火炉,以及炉火旁那位老人圣者般熠熠放彩的笑容,却像巨大的精神磁场,吸引着当时学界各门类的顶尖人物,不辞劳苦地聚集于他的麾下。

中央研究院终于从无到有,发展到今天的九个研究所和一所自然博物院,拥有了一百多位享誉国内外的研究学者。如李四光、竺可桢、丁燮林、梁思成、严济慈、茅以升、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翁文灏等,还请来了一些国外的著名学者。物理所的海森伯教授就是德国国际波动力学的创始人之一。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但采尔博士,系德国民族学教授,蔡留德时的同窗好友。

这样的院务会议每月都要召开一次,今天,各位所长正神色严峻地听杨杏佛报告一个沉重的话题。由于戴季陶等人的提议,国民政府指令蔡元培,将已准备在曹家渡兴建的物理、化学和工程三个研究所迁往南京。这真是个棘手的难题,一帮大学者议论了半天,还是把目光投向了蔡院长。

蔡元培却很冷静,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冲着他避居沪上,远离南京的消极抵抗而来。记得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他曾为院址煞费苦心。后来想在清凉山划地千亩拨款建造,又因南京市政府要建自来水厂耽搁 中央政府对院址没有拨过一分钱,就连这次的建筑费,还是他从一个基金会里弄来的,他们凭什么横加干预

一想到这里,他的老脸就激奋起来。记得去年秋天蒋介石还亲自来寓所看望他,劝他收回辞呈,回南京侍候左右,又被婉言谢绝 他终于生气地说:

“前几天适之来看我,说政府中很有人和中央研究院过不去。他们无非是想借此报复我的不合作态度,逼我回天子脚下去罢了……”

他威严地瞥了一眼杨杏佛,冷冷地说:“我是绝对不会向强权低头的,你给南京回封公函,先说明我们无地无款也无法集中建院于南京的情况。再反问他们一句,为何中央大学总部在南京,但下属医学院和商学院可以在上海?为何财政部在南京,但所辖中央银行可以在上海?你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在南京没有建好本院新址前,上海原定的建设计划照旧进行。”

然而没几天,一份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又送到蔡元培的案头。这份决议措词严厉,毫无通融的余地,看来姓蒋的也确实生了气。杨杏佛一看脸就白了,连嘴角也哆嗦起来。

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各研究所,应移至南京。所有在沪一切建筑,即日

停止。其所有已着手之各项设备,限本年四月以前一律移至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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