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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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玫瑰
  1913年夏天,两位年过半百的、德高望重的权威学者,风尘仆仆地从柏林来到苏黎世。这两个学者一个是普朗克,一个是能斯特。
  普朗克是量子论的天才创始人,也是一个具有广泛科学兴趣和敏锐直觉的物理学家,他还是高度评价相对论的内在严整和谐的第一人。他理解到或者说感觉到爱因斯坦的理论将长期决定物理学研究方向,这些研究将带来不能预先确定的、但对科学文化的所有领域无疑是重大的成果。普朗克使用了他在科学院院士中无可争议的权威,不只是科学上的,还有道德上的权威,全力赞誉着爱因斯坦。普朗克出身贵族、循规蹈矩、举止文雅沉着、姿态端庄,在柏林官场以及德意志年轻军官中都广泛受到敬仰。
  能斯特更是一个政治型的大学者。一方面,他是20世纪最大的化学家之一,另一方面,他又特别感兴趣于德意志民族的对外扩张。有人说能斯特是一个具有惊人的积极性和能量的人,是一个天生的组织家,一位深邃的和独创的思想家。
  这两个大学者,来苏黎世干什么?
  观光?旅游?都不是,他们是带着德意志的使命来拜访爱因斯坦的。
  当时的德国,专门的国家科学机构或由政府倡议私人投资建立的科学机构不断涌现。在这些机构中,理论研究应当带来毫无疑问的但预先不可能确定的实际效果。为了从英国那里夺取科技和工业发展的优势,以“铁血政策”重新划分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日耳曼帝国特别强烈地希望使理论思维的实力集中于增强工业和军事竞争的势力。
  金融寡头衷心地支持日耳曼皇帝的计划,宣布建立以受过加冕礼的倡议者的名字命名的协会和研究所。“威廉皇家协会”应该是由银行家和工业家们组成的,他们对研究所提供资助。给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授予元老称号、特制的长袍和参加有皇帝出席的隆重午宴的权利。在德意志为上的德国人心目中,有谁会反对这种前途呢?
  威廉皇家研究所准备吸收最优秀的科学家们参加,他们可以获得比较优厚的酬劳,没有教学任务,有权进行任何个人感兴趣的研究。设想这些研究将会带来累累硕果不是没有根据的。
  挑选学者的具体工作就由普朗克和能斯特负责。普朗克和能斯特联名向上司报告:只有把爱因斯坦请来,柏林才能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物理学研究中心。
  这是一种需要勇气的非凡眼力。
  在德国人眼里,爱因斯坦无疑是个“怪人”。年纪小小时就毅然放弃自己的出生之地,不做德国人。忠君、爱国、英勇、服从,这些德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品德,常常受到他的嘲笑,他把这些东西叫做愚蠢和盲目。显然,要把这样一个“怪人”拉回到德国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该要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才行。
  普朗克、能斯特放出的“钓铒”是诱人的:
  第一,请爱因斯坦担任正在筹建中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这个建议似乎很奇怪。随便谁来领导一个研究机构,恐怕都比这位心不在焉、思想常在云端翱翔的爱因斯坦教授强。可是不要紧,所长是代表地位和荣誉。他如果高兴,可以出些主意,如果不高兴,也可以撒手不管,日常事务自有常务秘书办得妥妥帖帖。
  第二,选爱因斯坦普鲁士科学院院士。一般院士是没有薪水的荣誉头衔,但爱因斯坦就任的是实任院士,年薪1200马克。
  第三,聘爱因斯坦为柏林大学教授爱因斯坦教授有授课的权利,只要他有兴趣,但却没有讲课的义务。讲多讲少,讲课的内容和时间,均由他自便。大学里的一切事务,他可一概不必过问。
  这个一揽子方案,真不愧是网罗爱因斯坦的妙计。它是普朗克的浪漫主义和能斯特的实干精神合作的产物。
  他们算是摸透了爱因斯坦的心思,爱因斯坦不能不动心了。
  在这个世界上,还企求什么呢?安定的生活环境,良好的工作条件,充裕的研究时间,不受任何束缚和干扰,全心全意进行相对论研究,实在是巨大的诱惑。
  可接受在柏林的工作,爱因斯坦的内心并不是坦然的。
  在他看来,移居普鲁士首府,这个德意志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老窝,像是背叛了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信念。中学时代,他离开出生地,就是企图从那时起能放弃德国国籍,以便与军事操练和“黩武气息”一刀两断。可现在难道还要返回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大本营去安家定居?甚至还要去当普鲁士皇家机构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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