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章-大革命失败后的彷徨与思索
2013-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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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瑕瑜共有的意见 取消主义的开端
- ◆“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领导” 拒绝参加“六大”
- ◆没有陈独秀的“陈独秀派” 托陈取消派的胚胎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在２０世纪一、二十年代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历史上，他都留下了巨大的足迹，被称为“思想界的明星”、“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慧星”。 ２０年代后期，由于主观与客观各种复杂的原因，陈独秀犯了错误；不久，他又转向托派，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 从此，这颗“明星”就暗淡下去了。但是，虽然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而被开除出党，然而他与党的争论，仍是革命阵营内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路线和方法上的分歧，而且，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若干思想，如“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在中国革命中反对把“拥护苏联”当作最高原则；落后的中国应注重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人类社会最终将通过和平和民主（而不是通过暴力）过渡到共产主义等，仍为史学界认真地议论着，而且议论得越来越深入。 本书时限，从陈独秀在１９２７年“八七”会议后正式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起，到１９４２年逝世止，可称为陈独秀的后半生。在这个时期中，陈独秀的思想和活动错综复杂，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与国民党以及民主党派等各种政治势力的关系，都发生了与他前半生不同的变化。自然，他与托派的关系最深，但是，除了一致以外，二者又有许多矛盾和斗争。所有这些，都是陈独秀后期历史上的重大课题，几十年来，吸引着不少中外史学工作者，进行研究和评论，对有些问题的争论还相当激烈，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笔者几年来参加了陈独秀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写了几篇习作，与林茂生协作编著了《陈独秀年谱》，还与京、沪、皖、徐等地学者一起合作编辑了《陈独秀研究资料》；本书是这些研究成果的一个小结，对以前发表的论著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凡发现的，作了纠正和补充。 本书在收集资料和撰写的过程中，得到了李新、史洛明、陈铁健、张永通、刘传学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瑕瑜共有的意见 取消主义的开端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 是喜玛拉雅山的山鬼狂啸； 美满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 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沛如涛； 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鸣，血泪滔滔。 那畜辈的良心早泯， 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 我们要恢复固有的幸福， 呀，但有我们自己的觉醒。 …… 这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编辑《革命文学史》一书时在卷首写的一首《献诗》。诗中表现了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罪行的满腔悲愤之情，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正式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９月１０日，他和秘书黄文容（又名黄然）以及汪原放、陈啸青化装后秘密登船前往上海，到沪后住在江西北路福生里（今罗浮路）酱园弄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里，①过起了漫长的地下生活。 ９月下旬，中共中央也迁到上海。瞿秋白亲自去看望他，并调黄文容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协助郑超麟出版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当时，陈独秀虽犯有严重的错误，并一再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决定（指赴苏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共中央对他还是尊重的，“并没有把他当敌人看待，中央并没有给他处分，他的待遇还是同往常一样”，②而其他有些中央领导同志因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失败，先后受到各种各样的处分。 ①汪原放：《陈独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刘建整理），《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０年第５期。郑超麟致笔者的信（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８日）。汪原放是陈独秀好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的侄子，陈啸青是党在武汉开办的一个纸行（党的地下机关）的经理。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和秘书就隐蔽在纸行的楼上。 ②《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访问李维汉同志谈话记录》，《党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４期。 尽管如此，陈独秀这时的表现还是比较消极的：一方面，对于大革命的失败，他因自责而陷于深深的苦闷之中。如他自己所说：“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①另一方面，他拒绝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要他去苏联“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布尔塞维克》出版时，瞿秋白叫他写文章，他只写些“寸铁”一类的短文，署名“撒翁”，可见他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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