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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民国四公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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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孙科(1891—1973)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4岁因父亲领导革命受到清廷追捕而远涉重洋。他读过美国两所大学,并获得经济学硕士;他曾三任广州市长,历任考试、行政、立法三院院长,一生节俭清廉,无人出其右。1949年后去国,流寓海外。1964年才由美国回到台湾。有人称他是“国父哲嗣”,有人说他务实进取,但也有人评价他是“虎父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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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坛角逐
海外漂泊
晚年“壮心”
家庭生活
吴铁城
孙科(1891—1973)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4岁因父亲领导革命受到清廷追捕而远涉重洋。他读过美国两所大学,并获得经济学硕士;他曾三任广州市长,历任考试、行政、立法三院院长,一生节俭清廉,无人出其右。1949年后去国,流寓海外。1964年才由美国回到台湾。有人称他是“国父哲嗣”,有人说他务实进取,但也有人评价他是“虎父犬子”。

政坛角逐

孙科,字建华,号哲生,1891年10月20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八日)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为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所出。孙科生后次年,因孙中山澳门镜湖医院就职,即随母去澳门居住,不久改到香港定居。1895年冬,孙中山领导广州起义失败,为安全计将孙科母子等送往檀香山,请哥哥孙眉照顾。孙科童年先随母习读《三字经》等启蒙读物,7岁从塾师读四书五经,12岁入当地天主教会办的圣安东学堂就读。他聪明好学,成绩优异,八年课程四年就学完毕业,16岁考入圣路易士学院。此时的他,目标在从事实业。他曾写信给在美国父亲,表示毕业后打算研究农业
1910年3月,孙中山到檀香山开展革命活动,还在读书的孙科决心投身革命,加入了同盟会,并参加《自由新报》《大声周刊》的编辑工作。翌年从圣路易士学院毕业后,他到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学习,并参加当地华侨办的《少年中国晨报》编辑工作。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四处演讲宣传革命,学业暂辍。1912年2月曾回国,7月再去美求学,文理两科兼学,并阅读大量名著。1916年获加州大学文学学士后,他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主修政治经济,选修新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17年8月,孙科学成归国,正值孙中山在广州组建护法军政府,于是就任大元帅府秘书兼外交部秘书。次年孙中山离粤去沪,孙科与友人创办英文《广州时报》,任副主编。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组政府后,孙科任广州市政厅长兼治河督办,不久广州改省辖为特别市,他任首届市长。他精心制订《广州市组织条例》57条,规定市政府设公安、工务、财政、教育、卫生、公用六局,并一一明确职责。其中“公安”、“公用”两局名称是孙科首创,后来广为各地沿用。公安包括警察、自卫、消防等,公用包括公车、交通、电灯、自来水等事业,即今天的市政公共事业。他还设立了审议室和市参事会两个独立的监察机构。这段时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市政建设上,实施拆墙筑路,开辟交通,以改变市容市貌。陈炯明叛变时,孙科曾奉命去香港为讨逆军筹集军饷。1922年8月,孙科任“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参加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和拟订新的党纲、总章;1923年10月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筹措经费,为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1924年秋,孙科孙中山之命去沈阳联络奉系张作霖,以图南北合作共讨直系。11月孙中山北上,12月4日抵津,孙科沈阳至天津迎接,以后随同赴京。孙中山患肝癌不治去世,孙科一直随侍在侧。
随后,孙科与协和医院商量,先将孙中山遗体作防腐处理,使其永存。然后他与国民党北京的中央执委一起,操办丧事,借全国人民沉痛悼念孙中山之际,扩大革命宣传。接着又陪同宋庆龄等人到南京紫金山勘察墓地,参与选定中山陵的图案,并最终实现了孙中山长眠紫金山的夙愿。
1925年7月大元帅府改组成立国民政府孙科国民政府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26年1月,他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5月任广东省政府委员暨建设厅长,并重主穗政。他科学规划广州城市建设,大力整顿市容,修筑道路,其中改造西关“盖渠筑路”工程费力甚大,收效显著。他还整理税收,规定公安、工务、公用、财政各局的税收项目,去除繁多的税捐,教育、卫生经费则由政府统筹解决。
随着北伐战争在长江流域的胜利,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于12月迁往武汉,孙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临时联席会议主席团成员。在二届三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并兼青年部长等职。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汪精卫继而“分共”,西山会议派又先在上海另立中央,孙科深为国民党的分裂局面不安,乃积极奔走于九江、南京上海,游说各方,并倡议成立中央党部特别委员会,以求党的统一。该建议终于获得三方赞成,孙为1927年9月15日成立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9月20日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不久改任建设部长。但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依然激烈,孙科于1928年1月与胡汉民等出国欧洲和中近东考察各国政治经济状况,以求建国之鉴。6月,他们在巴黎商议未来政府应按孙中山之构想试行“五权分治”,孙科执笔起草《党国训政大纲及应付外交办法》草案。9月回国后,他参加起草《国民政府组织法》及《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10月国民政府改组,孙科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及行政院铁道部长和交通大学校长。他主掌铁道部,前期着力于整理和养护全国线路,恢复战后铁路通车,并收回日军占领的胶济路,以及将粤汉路收归国有;同时积极筹划修建新路,主张利用退还的庚子赔款重点建设陇海铁路组织勘探、设计等工作。他还创办中国第一家民航公司,任董事长,亲自主持上海南京航线的试航。

海外漂泊

蒋介石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后,与国民党内外许多派系矛盾激化,内战频繁,政坛风云迭起。孙科虽然不满蒋的专权独裁,但竭力避开冲突,维持合作局面。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悍然囚禁胡汉民。孙科素与胡交谊深厚,闻讯后愤然而起;原来拥戴胡汉民、鼓吹“再造”国民党的“再造派”成员,这时也以孙科领袖孙科离开南京去广州,以两广为基础,联络各派反蒋势力,于5月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任两组织的常务委员。两广正谋起兵北上讨蒋,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上下强烈呼吁息争御外,宁粤双方应谈判解决“党争”。孙科出席“和平统一会议”,会后被推举为中央常委,并出任行政院长,于1932年元旦就职。但他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无力处置财政危机和外交困境,于1月25日即辞职,拱手将行政院长一职让给了汪精卫
1933年1月,孙科出任立法院院长。他投入很大精力主持宪法起草工作,集中专家40余人,于2月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张知本、吴经熊为副委员长。张、吴分别组织起草了两部宪法草案初稿,以个人名义自行发表,听取各界反映。孙决定以吴稿为本参照张稿加以修订,提出实行内阁制,行政院负责实际责任,总统全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不负实际责任,等等。蒋介石等人大为不满,遂一再修改,将内阁制改为总统制,总统负实际责任,行政会议由总统主席,行政院长对总统负责;还将总统选举改为由国民大会代表间接选举产生,并删去“军人非解职不得任总统、副总统及省长”等条文。宪法草案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于1934年10月立法院会上三读通过,之后又送国民党中央审查,又经四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五全大会、五届一中全会反反复复修改,把12章178条改成8章148条,再于1936年5月1日回到立法院作形式上的通过,于5月5日公布。此后抗战爆发蒋介石以战时体制为辞,将实施“宪政”束之高阁。1944年1月,张澜在成都发起民主宪政促进会,讨论“五五宪草”,要求实施民主,促进宪政孙科也不蒋介石的独裁专权,主张实施宪政。但蒋介石认为条件还不成熟,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在1946年初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对“五五宪草”进行了讨论,中共民主同盟代表提出了许多修正意见。会议通过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决定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制定宪草修正案。但蒋介石置政协决议于不顾,在发动全面内战后于1946年11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上,自行通过了修改为14章175条的宪法。孙科主持起草十余年的宪法就此了结。
孙科主持法院期间,还在制订民法、刑法、商法及行政、司法、军事税务等各项法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在司法裁判的各种程序和手段方面,能适合于领事裁判权取消以后违法的外国人受我国法律制裁的需要。
鉴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危机越来越逼近,一贯主张反苏的孙科提出了联俄制日的新外交思路。为改善国民政府苏联政府的关系孙科花费了大量精力。1935年他担任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积极促进两国文化交流、改善两国关系抗战爆发后,孙科三次会见苏联驻华大使,使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很快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为争取苏联的军械援助和贷款,孙科在1938年1月、3月和1939年4月三次出访苏联,取得成功。大批苏式战机、大炮、弹药的援助,为抗战初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做出了贡献。他竭力推动蒋介石改善和发展中苏关系,使抗战前期两国政府关系比较融洽友好,但他后来终究无力阻挡和扭转蒋介石推行反苏亲美的外交方针。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科参加了政协会议;1946年10月“制宪国大”任主席团成员。1947年4月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主席,孙任副主席兼立法院长。1948年3月“行宪国大”,蒋介石当上总统孙科被提名参加竞选副总统。孙原本嫌副总统是个吃闲饭的差使,还不如当立法院长实在。后经蒋说服,并许诺选副总统后仍可兼立法院长,乃参加竞选。蒋介石玩的却是以孙科制衡李宗仁的把戏,然而孙科竟愿意接受,也令许多人包括他的僚属大为费解。经过四轮选举,虽有蒋介石及其部属支持,孙科终究抵敌不过李宗仁而落选,仍任立法院长。1948年11月,孙科被蒋提名出任行政院长;在蒋介石下野后,他于1949年2月5日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对代总统李宗仁持不合作态度。孙科甘当蒋手中的牌,去阻挠当时和谈的进行,是想报复一下李宗仁,同时也因自身的政治理念所致,即他从内心深处不信任、不赞成共产党李宗仁虽是军人,但因涉政多年,其目光还是敏锐的,头脑也较清醒,他主张和谈还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孙科作为行政院院长同代总统闹矛盾分裂,既不合理更不合法。尽管许多传记材料都称赞他“临危受命”,实际上他在危难之时并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相反起到了一种为一己之私而不顾“国家”的破坏作用。因而,他在李宗仁的质问下理屈词穷,最后不得不将行政院迁回南京,随即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转至香港暂居。离开南京前,孙科宋庆龄通了电话。宋庆龄孙科留在南京,不要南下。但孙科不愿留下。因为此时南京国民党政权已树倒猢狲散。而且由于孙科此时在政治上的作为,他已被中共定为战犯。
1949年7月,孙科去广州参加国民党非常会议返回香港后,意气消沉,认为“大局已无法挽回”。12月10日,蒋介石由成都飞往台北,没有通知孙科赴台。1950年夏,蒋介石台湾发起国民党改造运动,也未通知孙科参加,仅由洪兰友向其通报情况。孙科向洪兰友表示,国民党应当改造,但在改造之前应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开会议决才算合法。不久,台湾的报纸便出现了攻击孙科的报道。也有小道消息传孙科将来台湾任“副总统”,于是有关方面对孙科来台便竭力防范。孙科意欲申请赴美,但台湾当局不给他发放护照,无奈中只得暂住香港。
中共方面曾通过相关人士与孙科联络,但孙科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怀有很深的成见和对抗情绪,且对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感到无限痛惜,为此,他断然拒绝了中共欢迎他前往北京的邀请。
孙科在香港居留期间,因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刺激和国民党前途的黯淡,他对时局深感“悲观”,“情绪非常不好”,以致身心交瘁,对政治及一切事务均表倦怠。在他的宅邸,每天都有流寓在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叩门拜访,向孙科告贷。孙科每以10元港币打发这些昔日的军政人员,后因人数日益增多,乃改为5元,但前来借钱的人仍持续不断,只好决定尽速离开香港。孙科刚到香港时,即向港英当局申请出国护照,但在1949—1950年间,孙科却为一私人之事所困扰。广东籍某女子声称与孙有染,向台湾和香港两地法院同时控告遭孙科遗弃,要求孙支付一笔数目不菲的款项。此女子得到孙科政敌的支持,其目的是阻止孙科前往台湾。双方通过法律程序进行了诉讼,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港英政府以诉讼未决不得离港为由,拒绝签发孙科出国护照。直到1950年春,香港法院判决孙科胜诉,他才得以出国
1950年秋,孙科携夫人经印度希腊赴法国,抵达巴黎后,暂住老友、前驻苏大使傅秉常在巴黎郊外的别墅,开始了他晚年流亡海外的岁月,是年孙科60岁。孙科虽流亡海外,但起初生活还算优渥。1950年他寓居巴黎后,养病之余,经常游历欧洲各国,先后去过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下榻之处则非高级宾馆不住。绮丽的异国风光,丰盛的餐饮,似乎已渐渐洗去孙科多年从政的疲惫。
孙科在巴黎寓居两年后,决定转往美国1952年7月,孙科夫人先行离开欧洲前往美国,12月下旬孙科才启程。孙科夫妇住其长女孙穗英家,次年迁居加州洛杉矶西部圣塔莫利卡,在此地居住四年,后迁至洛杉矶。
孙科在流寓美国期间,台湾蒋介石对其不闻不问,偶尔有少许大陆时代的故旧前去探访。1961年,陈诚以“副总统”身份访美,也只给孙科打去一个电话而已,并没有专程前往探访,国民党驻美外交机构孙科也无任何往来。
大陆中共方面仍惦记着孙科1956年3月,周恩来北京会见英国客人马坤,请与孙科有数十年私交之谊的马坤代向孙科致意。周恩来说,我们不能让孙中山先生儿子长期流亡国外,中国政府仍然欢迎孙科先生返国。
然而,此时的孙科似乎已倦于政治,他对周恩来的口信没有作出回应。孙科深居息影,俨然“闲云野鹤”,在南加州乡间闭门读书,只是由于孙科过去不置产业,生活颇为清苦。已无任何固定收入的孙科夫妇与次子治强一家共同生活,依靠子女的小额接济,省吃俭用,一切自己动手。为了节省开支,他们自己种菜,其夫人陈淑英负责烹炊,孙科则收拾洗涮碗碟,洒扫庭除。甚至有一段时间,孙科夫妇经济窘迫只能吃番薯充饥。然而,他每天仍到附近的图书馆看书,家中也堆满了书籍,完全过着一种普通老人的困窘生活。据说有一天他偶然在报上看到《清史》在台湾出版,非常高兴,马上写信给从前他任立法院院长时的秘书长梁寒操,托他代购一部。所幸《清史》的编纂者得悉此事,深为孙科的求知欲感动,决定赠送一部《清史》给他。这种久于淡泊、生活困苦的状况使他怀念旧的时光,同时也是年老之故,身躯中所流淌的中国人的血液使他更希望回归“祖国”。当然,自己的故土是回不去的。而能回去也只是那偏居一隅的台湾了。孙科已经70多岁高龄了,在他流亡海外的十几年间,台湾蒋介石政权并没有对他表示出任何关心和重视,孙科也从未返回过台湾。1949年蒋介石败逃台湾后,大陆时代众多的国民党元老全被其“悬置”起来,而在历史上多次与蒋反目的孙科当然不能在台湾立足。但步入垂暮之年的孙科,蛰居海外,虽然清闲,生活也颇为清苦,有诸多不便。此时台湾在“山姆大叔”的庇护下,国民党不仅度过了最初败退台湾的惶急之势,经济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稳定,孙科于是渐生归台之意。
1962年9月,为了参加第三十二届“中美文化基金委员会”会议,孙科特地从美国西海岸来到华盛顿。会议期间,他接受台北一家报纸驻美记者的采访,在交谈过程中,不时流露出对台湾的向往之情。
记者问:“你在会议中可曾发言?这次会议有什么新的成就么?”
孙科答道:“我们讨论的还是些例行性问题,然后是选举及决定下次开会的地点。”
记者又问下次开会的地点仍是在华府吗?
孙科马上答道:“不是的,下次开会将在台湾了。”接着大加赞赏台湾文化水平很高,不过他对台湾学者的清苦生活有些不满,比如说一位大学教授,每月薪水听说只有50美元左右,维持四五口之家就比较困难了,可是今天的政府财力有限,如何来改善,是一件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记者问:“对于这方面,孙先生有什么好的意见?”
孙科表示这是一个全方位的经济问题,并非三言两语能解决。
记者又转换话题问:“你对国内一般情形都了解么?”
孙科颇为自信地说:“我目前居住在美国乡下,快十年没回祖国了,当然谈不到了解太多,不过我每天能看到台湾报纸,也注意国内的一般情形,我知道台湾,各方面都很安定,进步也很快,尤其在农工方面,有值得骄傲的成就。不过,我觉得经济财政方面,似乎还得更进一步求发展,研究一个好的方案出来?”
记者问:“你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么?”
孙科肯定地说:“当然是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比方说,战后的欧洲各国,在形体上等于已经破产,英、法、西、意诸国,在大战后呈现出空前未有的萧条,可是大家努力不过十年,一切都改善过来了,就连日本在这十五年也发生剧变,经济是立国之本,人家能够从残破中站起来,必有其因素所在。”
孙科虽蛰居美国乡下,但多年形成的政治敏感性令他非常关注国际形势。当记者问及他对时局的看法时,他并不回避,言谈中尽力吹捧蒋介石以及台湾所谓的建设成就,显露其“拥蒋反共”的政治倾向。他对记者说:“国际问题风云变幻,两个阵营对立的现象常有,但我相信十年生聚的教训,何为善恶是非,大家都明白了,若不是蒋先生支撑大局,中国的前途难以想象。”
孙科表示自己因为健康关系未能为蒋介石效力。但当记者问他目前的健康情形如何时,他却毫不谦虚:“现在的情形很好,十年隐居生活,在乡下深居简出,倒免了病痛的折磨。”
孙科十分感慨在美国时间过得很快,眨眼十多年过去了。当记者问及他在国外生活是否习惯,孙科明确表示,当然不如住在自己的国家好,常被思乡之情困扰。记者顺势问道:“有机会时就到台湾去看看吗?”孙科满怀期待地说:“当然,如果健康情形允许,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很想回台湾看看,比如说下次教育文化基金会在台北召开,我希望能去!”
这一段颇具政治背景的对话实际是孙科台湾媒体向蒋介石表示“我很想到台湾看看”的愿望。
孙科台湾当局表白到台心愿不久,1962年“双十”节前夕,中山县籍“立委”刘崇龄向“行政院”提出质询,他说:“哲生先生功在国家,过去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副主席和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院长。最近孙先生于言词之间也怀念台湾的老朋友,同时表露出有思乡之感。”刘崇龄要求当局主动邀请孙科返台。对刘崇龄的质询,同属广东中山籍的“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回答说:“政府非常欢迎哲生先生回国,而且在筹备中的第三次阳明山会谈,哲生先生也列入尽先邀请的名单。”孙科的故旧、国民党元老梁寒超等粤籍要人也积极活动,为孙科赴台进行各项具体安排。
事实上,早在孙科通过媒体表露返台心愿之前,其长子孙治平就已经在8月偕夫人返台观光了。孙治平夫妇台湾之行是秘密进行的,只停留了一个星期,就匆匆返回美国。直到第三个星期,港台媒体才披露这一不同寻常的新闻。媒体对孙治平夫妇台湾之行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孙治平此次返台决非纯属个人私事,而是为其父到台作准备的。孙治平台湾之行不仅受到各方面的热烈欢迎,而且离台时携带了许多台湾当局要人赠送给孙科的礼品。原来,1962年10月16日是孙科71岁生日,夫人陈淑英也适逢七十大寿,恰好这年又是两人的金婚纪念,可谓三喜临门。因此收到各类礼品数十件,送礼者包括蒋介石陈诚、于右任等,这无疑是以蒋介石代表台湾当局向孙科射出的友善之箭,也为后来孙科的谈话以及刘崇龄的质询埋下了伏笔。围绕选择何种适当的时机让孙科名正言顺地来台,最后双方约定在台湾各界庆祝孙中山百岁诞辰纪念时,以大会名义邀请孙科到台。

晚年“壮心”

1964年4月,孙科在检查身体时发现血压偏高,小便有血球,担心是膀胱癌,遂入院动手术。三星期出院,接着又调养了三个月,方完全恢复。孙科在《八十述略》中把到台时间说成是纯属由于他的健康状况决定的,显然在掩饰自己与台湾当局达成的默契。孙科回忆说:1965年是“国父的百年诞辰,国内准备热烈纪念,各方友好纷纷来信劝我回国。其实个人早就想回国看看,只因健康关系,迟迟未能成行。现在既痊愈,遂毅然决定回国”。
年逾古稀的孙科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选择回到台湾“拥蒋反共”而非重返故里,实乃不理智之举,颇令世人惋叹。
1964年由台湾出资,在美组织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并推举孙科任董事长。孙科前往华盛顿参加年会,来往机票及餐宿费用均由该会负责。从此之后,孙科台湾官方机构重新建起了联系。孙科有意返台,蒋介石也有心欢迎。于是,1965年10月29日,孙科搭机从美返台,在台北松山机场受到蒋经国及2000余人的热诚欢迎,场面之盛大令孙科潸然泪下。从此,孙科结束了海外流亡生涯,投奔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
孙科抵达台湾次日,在蒋经国的陪同下,专程从台北乘专机前往高雄蒋介石官邸拜谒。自1949年广州分手,十六年后他们在台湾相逢,过往旧事已如昨日烟云,彼此相见甚欢。蒋介石设午宴招待孙科,饭后并邀同车到外面游览风景。游览后,蒋亲送孙科回左营军校寓所。蒋介石还将自己曾住过的阳明山第一宾馆交给孙科及其家属居住,该住所是日式平房,花木扶疏,清静幽雅,孙科在台一直居住于此。
孙科承蒙蒋介石以礼相邀,便积极投桃报李。一周后,台北举行“华侨救国总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开幕典礼上,孙科发表了返台后第一次公开演讲,明确表示全力拥护蒋介石。半个月后,在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大会上,孙科再度吹捧蒋介石,抨击中国共产党
返台后的孙科在许多重大场合表明了支持蒋介石政治立场,这些均被蒋介石一一看在眼里。1965年12月20日,蒋介石正式聘孙科为“总统府资政”,1966年9月1日,蒋介石又提名孙科为“考试院”院长,从此孙科又名列台湾党国要人之列。虽然“考试院”院长只是一个闲职,然对于年已76岁的孙科而言,已心满意足了。
在蒋氏父子严密控制下的台湾孙科以衰老之躯,积极发挥“余热”。1966年10月30日,蒋介石寿辰之际,孙科特撰文《总统中国文化的贡献》,为蒋介石祝寿,颂扬蒋介石“继承国父的遗志,完成不竟的事业”,“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其事母孝,对国父忠,于国家民族则显露出大智大仁大勇的德行”。以后蒋介石寿辰,孙科都要撰文祝贺。他也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发表自己的心得。孙中山的人口政策、“土地涨价归公”问题,他都阐述得条分缕析、合情合理。但他所阐述的只是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而不是以“三大政策”为中心的新三民主义。在台湾孙科的另一主要活动是主持和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01周年,位于台北阳明山中山楼的中华文化堂恰于此日落成,蒋介石出席落成仪式,宣读纪念文,并于同日批准孙科等所提“定国父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由此正式拉开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大幕。不久,由孙科领衔,王云五、孔德成、张知本、陈大齐等1500多人联名发出一份建议书。这份建议书表现出孙科等人对恢复葆有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强烈关心与责任感。
孙科主持和推动下,在全台湾普遍设立了“文化复兴运动机构,并在总会下设各种专门委员会,台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单位也随即整理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中华古籍,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
孙科晚年还有一项活动就是督促、协调台湾文官考试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在他担任“考试院”院长期间,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公务人员考试、任用、俸给、考绩等法令及施行细则,如1967年实行的“分类职位公务人员考试法”,“分类职位公务人员任用法”、“后备军人转任公职考试比叙条例”,1969年颁布的“聘用人员聘用条件”,“派用人员派用条例”、“政务官退职酬劳金给予条例”等等。这些法令及条规对台湾行政机构人事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69年8月,孙科应韩国邀请参加韩国国庆纪念,在韩国访问了十余天,并被韩国中央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同年12月末,奉派参加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就职典礼。这是孙科返台后,以台湾官方身份出访的仅有的两次。1970年4月,孙科当年就读的母校——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邀请,前往旧金山参加母校建校102周年纪念活动,并被校方选为外籍优秀毕业生代表,接受了加州大学颁授的哈斯国际奖。随后,孙科重游美国旧地,对嬉皮士运动蔓延青年间深感不安和不解,他以所见美国嬉皮士青年的某些反叛行为表象,认定这场运动具有“复古”的形态。

家庭生活

1970年孙科已年届80岁,这是他返台定居再任公职的第五年。10月17日是孙科与其夫人陈淑英八秩双寿日,王云五等发起筹备孙哲生博士学术基金以为祝寿,蒋介石夫妇台湾政要2000余人亲往孙科住所致贺,宾客络绎于道。台湾60多个团体并为孙科发起祝寿晚会,假中山堂“光复厅”举行,场面之热闹,为孙科晚年生活中最富色彩的一幕。进入1970年代后,孙科继续参加各种会议,发表演讲,配合蒋氏父子在台湾推行的各项政策。1971年10月28日,孙科主持国民党第十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临时会议,就台湾国民党政权被驱逐出联合国一事作出两项决定。孙科在开幕词中强调“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表示要坚定“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的决心,与蒋介石保持完全一致。
1973年2月5日,孙科台湾国民党国史馆馆长黄季陆到其住宅,将一大包文件郑重转交黄。孙科对黄季陆解释,这包文件是不久前从香港带来的孙中山生前给他的家书、手令等真迹。孙科说,他要有一个交待,请黄代为整理,并全部送交国史馆保存,以了其多年的一桩心愿。这包文件共有五类:孙中山手令遗墨25件,孙中山致外国友人英文信6件,中山先生手绘民生主义图说一件,中山先生孙科家书4封,孙科与各方函电一束。
1973年3月,孙科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是日为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及台湾植树节,孙科亲到台北中山公园,手植一株连翘树,此后即闭门静养。8月23日,孙科因胃部不适前往台北荣民总院治疗,住院一天后返家。8月26日清晨,突感胸痛,呼吸困难,再入住荣民总院,经医生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并发心脏衰竭,至9月13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院,享年83岁。
孙科逝世时,蒋经国等政要也在场,蒋经国等亲自参加孙科遗体移灵活动。次日,蒋介石特颁治丧令,称孙科为“革命元勋,器量恢宏,才识远大,力行三民主义,学术造诣渊深”。蒋介石夫妇合送黄色菊花所缀成十字架一座以致挽,宋美龄出席瞻仰了其遗容,蒋还特派严家淦、蒋经国主持治丧。
9月29日,台湾当局为孙科举行了隆重的主祭大会,除蒋介石夫妇未到场外,台湾全部政要自严家淦、蒋经国以下数千人参加了治丧典礼。一年后,1974年6月1日,孙科灵柩从台北殡仪馆移至阳明山双重溪墓园,入土为安。孙科作为一个曾经显赫一时,活跃于中国现代历史数十年的重要政治人物,从此结束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孙科一生有三位夫人,六个子女。
孙科妻子陈淑英,生于1893年,她是孙科的发妻,也是孙氏族谱上孙科唯一的妻子。她同孙科共同生活了六十一年,差不多是孙氏家族中享年最高的人。陈淑英与孙科是表亲,她是孙中山的三叔孙观成、三叔母谭氏的外孙女。1912年孙科与陈淑英在檀香山成亲,婚后赴美留学,陈淑英相伴而行。第二年在加州的柏克莱,陈淑英生下大儿子儿子生下后便去电告知他祖父孙中山孙中山国家初建,百废待新,因之希望国治民安,天下太平,所以给大孙子取了个“治平”的名字。1914年,陈淑英又生下次子。此时,正值窃国大盗袁世凯窃国,孙中山为再造民国而创立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以盖治国之道,先求平安,再求强盛,故而给其次孙取名治强。1923年,长女生于广州,仍由孙中山命名,取名“穗英”,1925年,陈淑英又生次女穗华,此时孙中山已赴北京
身为孙中山的独子,孙科自幼接受西洋文化,学识渊博,风流倜傥,虽任国民政府法院院长,但仍如旧时达官贵人一样,正室之外还金屋藏娇,时常成为桃色新闻的男主角,严蔼娟则是这些新闻中的一位女主角。1932年,严经由孙科的手下介绍和孙科认识,此后两人便同居了近四年之久,期间严氏还到南京充任孙科的“私人秘书”,生活甚为甜蜜愉悦。1935年,孙科偶然结识了上海交际场上的名花蓝妮,两人顿生情愫,很快,孙科便冷淡了严蔼娟,并迎娶了蓝妮为二夫人。适时,严蔼娟已身怀六甲,面对孙科无情的遗弃,她无可奈何,1936年3月,孙科与严氏的女儿孙穗芳在上海出生,然而次年全国抗战爆发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孙科随着也去了重庆。严蔼娟曾设法托人,央求孙科为女儿提供点生活费,却未能如愿。迫于生计,失去生活来源的严蔼娟带着一岁的女儿只得改嫁他人。严蔼娟并未就此打住,息事宁人,而是不断纠缠孙科孙科曾经几次给钱,以作养育女儿之用。但严氏为女儿计,要缠孙科一辈子。严蔼娟的不幸,皆因她遇到了孙科,造成其可悲的一生。
蓝妮生于云南,号称“苗王公主”。其父在上海做事,遇刺后精神错乱。蓝妮长得艳丽动人,18岁时嫁给东吴大学毕业的江苏武进人李定国,生有三个儿女。24岁与李定国离婚,进入交际场,成为交际花。1935年春,蓝妮在同学陆英的家宴上邂逅孙科,不久就以私人秘书身份与孙同居。后来孙科不顾家庭社会的压力,决定迎娶蓝妮为二夫人,并小范围内举行了婚礼。消息传出,社会舆论哗然,人们纷纷指责孙科不爱江山爱美人。抗战开始,蓝妮随孙科到重庆,与共产党人多有来往,与邓颖超结下深厚的友谊。同居三年后蓝妮生下两人的结晶——女儿孙穗芬。
孙科的长子孙治平,与其弟孙治强早年在国内读书很久,抗战爆发后,因受国内局势影响,旋受父命去美国加州大学苦读数年,均学有所成,1955年同获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两人饱受中西文化熏陶,学识异常丰富。孙治平性情严谨温和,待人宽厚,在孙中山家庭之中定居台湾最早。孙科逝世后,他地位自然增高。1983年,身体犹健的孙治平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国策顾问、台湾电视公司副董事长,并在台北经商,受聘担任联合发展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此外,他还是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行动委员会常委。其实,孙治平的政治色彩已越来越淡,已经是一个完全的平民了。2001年11月25—27日,89岁高龄的孙治平在亲属的陪同下,在孙科和陈淑英的四个儿女中,最后一个来到大陆,回到了阔别五十三年的故乡——中山市翠亨村。在中山海外联谊会会长韩泽生、副会长刘传沛及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长萧润君的陪同下,他先后到孙中山故居、南朗左村孙氏大宗祠、孙眉墓、孙昌墓、澳门卢太夫人墓等地祭祖凭吊。此外,他还饶有兴致地参观了第七届(中山)菊花品种暨中山农业博览会和凯茵豪园住宅小区。他感慨万分地说:“这是我的根啊!”
孙治强在大陆解放后一直定居美国洛杉矶。孙科美国期间,即居住在治强的寓所,因经营产业失败,孙治强欠下了大笔债务,以致使父母及自己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但是孙科夫妇与他共居十多年。孙治强为人不似其兄,人极坚强豁达不拘细节,并且受美国文化影响,酷爱冒险。孙科夫妇定居台湾后,孙治强依然居住在美国,债务一直缠身,后经其父孙科请其妹穗芳为之偿还部分。1973年孙科逝世后,孙治强回台定居,但他决意不过问政治,只想过单纯、平凡的日子。他一直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国,曾三次回到大陆。1992年7月,孙治强全家返大陆,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会见,并浏览了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回到了阔别四十三年的故里翠亨村。1992年7月14日上海《文匯报》发表了《江泽民会见孙治强夫妇》的报道。1993年1月27日是宋庆龄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1月18日,上海各界人士千余人汇集友谊会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孙治强和他的两个妹妹孙穗英、孙穗华出席了会议,并在主席台上就座。大会开始前,上海市党政领导会见了孙治强兄妹。1月19日的上海《文匯报》报道了纪念大会的盛况,并发表了吴邦国、黄菊会见孙治强的照片。199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孙治强、孙穗英和孙穗华应邀参加。江泽民、李瑞环、朱镕基、荣毅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并在大会开始前亲切接见了孙治强兄妹等孙中山的亲属和海外来宾,与他们合影留念。接着孙治强兄妹一行到南京拜谒中山陵,后从南京抵达上海,广东中山市翠亨村是孙治强兄妹大陆行的最后一站。
孙科长女孙穗英从小接受学校教育,后赴美国就学,毕业于美国威里斯安学院。后嫁给广东新会人林达文。次女孙穗华先后在国内及檀香山求学,毕业于美国史密斯大学,后嫁旅美学人张家恭。年逾古稀的孙穗英、孙穗华姐妹俩都定居美国,安度晚年。孙科夫妇健在时,姐妹俩常返台探望,侍奉父母左右,孝顺至极。中国大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姐妹俩常应邀回大陆参加历次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孙中山宋庆龄诞辰等重大纪念活动。1981年,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病逝,姐妹俩到北京参加追悼会,又到上海参加葬礼。作为孙中山的孙女,姐妹俩每次回大陆参加纪念活动,国内报纸均有报道。
孙科心目中,一直对自己与严氏所生的女儿孙穗芳感到无比的愧疚。严蔼娟在被孙科抛弃后迫于生计,另嫁他人。在孙穗芳的记忆中,母亲总是向孙科要钱,继父总是虐待自己,他对不是自己亲生的女儿毫无感情,只是打骂她,令孙穗芳的童年充满悲苦。孙穗芳还有两个妹妹,分别小她三岁和五岁,均是母亲与继父所生。小弟不仅有奶妈,继父还规定她和姐姐每天放学都得轮着抱弟妹。有一次她不小心让小弟受惊吓,小弟大哭起来,继父不问缘由地暴打她,揪起她的头发往墙上撞,结果耳朵被打得鲜血直流,以致留下了终身的耳疾。每当孙穗芳被继父痛打时,软弱的母亲总是在一旁做沉默的旁观者,这令穗芳异常心痛。大陆解放前夕,严氏带着她先到台湾,后因孙科寓居香港,便到了香港。孙穗芳明白母亲是把她当摇钱树父亲要钱,她的心都要碎了。她不断地哀求母亲不要这样做,其实她的内心也非常矛盾,因为只有如此,她才可以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父亲。她是多么想见一见自己朝思暮想的亲生父亲啊!她苦苦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了。1950年初的一天,母亲严氏带着她来到香港浅水湾71号孙科寓所。她和母亲在客厅里坐了下来,孙穗芳的双眼便一直盯着楼梯,但她并没有见到父亲下楼来,只是年迈的祖母卢慕贞听说孙女来了,由人搀扶缓步下楼,走到孙穗芳面前,把孙女紧紧地搂在怀里,并仔细端详了好久好久,因为她的相貌酷似孙科,卢慕贞倍加疼惜,拿出糖果塞满了孙女的两个口袋。可是她和母亲等了很久,仍不见父亲的身影,最后带着深深的失望离去。那天,孙穗芳多么希望父亲能下楼见她一面,哪怕是一眼也好。后来上了轿车,孙穗芳依然不肯走,拼命地按着喇叭,希望用喇叭唤出父亲,泪水如雨下,这次经历孙穗芳永世都不会忘记。后来母亲严氏为了孙科索要抚养费,向香港法庭起诉孙科,一时间在香港闹得满城风雨。当时孙科之所以不敢见孙穗芳,主要是怕严氏多事,还有就是怕大太太陈淑英。当时祖母想将她领回抚养,可是夫人陈淑英不肯,令她失去了和父亲团聚的机会。1951年,15岁的孙穗芳被母亲送回上海外婆家与两个姨妈同住。在上海读书,她成绩很好,但由于父亲原因1955年高中毕业时,没能上大学,后求助于宋庆龄,在宋庆龄的关怀下,第二年入同济大学。然而那时的大学同样处处充满阶级斗争,1959年她申请到香港和母亲团聚。来到香港后,孙穗芳发现父亲孙科一个用她的名字作为户头的存折,规定母亲每月只能从中去取300元生活费给她,实际上她只用到父亲给她的生活费的十分之一。她边工作边读书。时值内地自然灾害,物资奇缺,孙穗芳经常周济大家。1963年,她与香港富豪王时新之子王守基结婚,1967年移居夏威夷。1966年11月,经大哥孙治平的安排,孙穗芳在赴夏威夷定居前,见到了75岁的父亲孙科,是年孙穗芳已经31岁,她实现了自己认祖归宗的夙愿。由于成长在忧患之中,孙穗芳对父亲是孝顺的,经常去探望,并给父亲买药品,而二哥孙治强的债务也由其归还。1972年,孙穗芳赴台探望父亲,一日,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孙科突然问女儿:“那个捧着大花瓶要扔的是不是你呀!”孙穗芳没有回答。孙科又问:“那个在大门外摁了两个小时喇叭的是不是你呀!”此刻,孙穗芳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苦痛,用英语回答父亲:“你认为我当初应该怎么做?那时我才是个13岁的孩子。”尽管孙穗芳回到父亲孙科身边已经七八年了,孙科却从未提起二十二年前发生在香港浅水湾寓所的那件事,主要是顾及女儿的想法,但随着自己即将离去,不得不将深藏内心的话说出来,穗芳完全理解父亲

吴铁城

1973年9月13日,孙科在台北病逝。大哥孙治平根据父亲临终遗愿让孙穗芳回台湾和从美国赶回来的二哥孙治强、大姐孙穗英和二姐孙穗华等一起参加父亲的葬礼。台湾当局为孙科举办了隆重的丧礼。孙穗芳受兄弟之托,亲自为父亲选购黑领结。根据传统习俗,她在父亲的黑领结上钉满了珍珠,在他的口中也放一颗大珍珠,让他双手握着白玉,还在衣服口袋中放了金银元宝……
孙科虽然身为国民党高官,但为人清廉,除了一些书籍和照片外,几乎没有什么遗产留给儿女们。他们检点遗物时,在其父的书桌中找出大批孙穗芳每年写给父亲的信,还有为数不多的美金。孙穗芳无心悉数占有全部,只是和张佩霞提出想在父亲留下的书籍中挑选几本留作纪念,可惜他们已经全部捐给图书馆了。为了父亲死后住得舒服,学建筑的孙穗芳和大哥孙治平一起为父亲选择坟地。在孙科去世的同年,孙穗芳还在檀香山虚云寺祖宗功德堂摆了牌位。而且,从其父故世直到1990年的十七年间,每逢父亲的忌日、生日,她都托在台湾的孙治平夫妇的好友蒋祖丰代替她为父亲台湾佛寺中办佛事。
由于孙穗芳的特殊地位,以及在华人中的影响,中共十分重视她。1980年9月受朱学范邀请,孙穗芳第一次回国,以后又多次回国,参加各种涉及孙中山的纪念和参观活动,十分活跃。1981年5月29日,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北京病逝,孙穗芳获悉此噩耗,便匆忙从夏威夷赶到北京为她一向敬重和感激的祖母奔丧,6月3日她抵达北京,可惜没能赶上向祖母遗体告别。于是她只能参加为祖母宋庆龄举行的追悼大会。追悼大会后,她受到了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的接见。振兴中华孙中山的宏愿,孙穗芳也积极参加祖国的建设活动,曾出席中山港建成典礼,又参与筹建孙逸仙心血管医院,参与河南黄河大学的筹建以及其他活动。孙穗芳十分关心祖国统一之事,对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十分赞成,曾出席香港、澳门回归典礼和各种有关统一的研讨会。晚年,孙穗芳把宣传孙中山生平事迹和思想作为自己的职志,出了一本《我的祖父孙中山》在全球各处推荐,忙着在各地设立孙中山研究中心和研究会,研究、弘扬孙中山思想
孙科与蓝妮之女孙穗芬,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1948年,孙穗芬先到香港,后到台湾读书,再回香港读完高中,获得美国大学奖学金,但未能成行。后入台湾航空公司,成为一名空姐,结识了美国飞行驾驶员孙康威后结婚。1976年,39岁的孙穗芬入美国亚里桑那大学读书。1986年,由于孙穗芬本人的特殊地位和学识,她成了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商务领事,后又到上海任领事,致力于中美之间的贸易,工作十分忙碌。1992年底,孙穗芬任美国驻法国大使馆商务参赞,但1994年却突然辞职而去,到香港创办了香港顺亚顾问有限公司,旨在帮助欧洲美国的公司来华投资,做了很多工作。直到现在,孙穗芬依旧风尘仆仆地忙碌着,在欧美、香港和内地之间奔波,为促进中国的对外贸易牵线搭桥,不辞辛苦,努力工作。作为海外华人女性的代表,孙穗芬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
参考文献:熊尚厚、严如平主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十一卷,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版。
张笑天:《孙中山》,中国言实出版社2001年版。
陈廷一:《孙中山大传》,团结出版社2001年版。
黄滢、毛胜:《孙中山一家人——一个在中国有巨大影响的家族》,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冯春龙:《国民党常委最后归宿》,第一卷上册,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执笔: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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