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开展整风运动及加强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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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从组织上采取了推进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措施。要求延安和外地的各重要地区,都成立高级学习组,参加学习的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的委员,八路军和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一些干部和高级学校的一些教员为范围。并提出以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法,研究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其它问题。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八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严重困难的斗争

第三节 开展整风运动及加强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

一、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党的建设方面进行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经过整风运动,全党思想高度统一,团结大大加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进一步深入,为党领导人民战胜严重的困难,夺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井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会议还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主席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为了执行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特设了干部教育部,领导和组织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运动。六届六中全会后,为大力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和研究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学习和研究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探索中国革命运动的基本规律,毛主席、刘少奇等先后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论共产党员修养》<1939年8月>等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贯穿着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精神。这个时期,中共中央还先后于1940年1月3日和2月15日,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都必须把干部的学习、教育放在重要工作地位上,各根据地均应以加强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为目的,办理党校。

这时,在延安参加学习的高级领导干部有120多人,核心组有40多人。

其他地区的高级领导干部也进行了学习。为了领导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毛主席同志用了半年多时间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以供党的干部学习。同时,中央还规定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使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地分析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得出正确的结论。学习进行了4个月后,为进一步推动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主席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了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问题,指出过去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主要在于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主观主义倾向,并着重阐明了马列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

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从组织上采取了推进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措施。要求延安和外地的各重要地区,都成立高级学习组,参加学习的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的委员,八路军和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一些干部和高级学校的一些教员为范围。并提出以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法,研究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其它问题。

经过整风学习,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于中国革向的许多重大问题,在马列主义思想基础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为全党范围的普遍的整风运动作好了充分准备。

1942年2月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这两个演说的发表,标志着整风运动由准备时朗转入全党干部党员普遍整风时期。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22个文件,被列为全党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

普遍整风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党的各级干部都要学习中央规定的文件,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普遍整风时期从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共进行了1年又8个月。

1942年4月3日,在前两个月普遍发动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主席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步骤和学习的文件,作了明确的具体的规定,整风运动进入整顿学风的学习阶段。这个阶段的学习目的,重点在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为了加强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主席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全党的整风学习。各地各级领导整风学习的组织也建立健全起来。

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此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任务的整风运动,就在全党范围内蓬勃开展起来。

1942年8月,各地的整风运动相继进入党风学习阶段,着重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学风学习着重端正思想方法,党风学习着重解决组织路线,以保证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得以贯彻执行。广大干部在党风学习中,对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有了进一步的领会。在党风学习过程中,中共中央强调了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问题。1942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这个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风,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经过党风学习,加强了党的领导,克服了大量存在于党内的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等违反党的统一领导的各种错误倾向,极大地增强了全党干部的党性意识。

194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整风运动转入文风学习阶段,主要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通过学习《反对党八股》等文章,各地各单位和每个党员干部检查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现象和宣传等工作中的党八股作风,尤其是文教部门,用了更多精力进行了文风学习,以求更贴近实际,更贴近人民群众。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要求各系统各单位按照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结束办法,最迟于6月底作出总结。总结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检查工作,对普遍整风时期的学习作出总结,每个同志对自己的思想和历史进行全面的反省并写出总结。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在全党公布实施。

这个文件对全党的整风学习,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高度作了总结。这一文件的发表,标志着整风运动普遍整风时期的结束。

1943年秋,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决定,从10月10日起,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整风运动由此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时期。参加这个时期学习的高级干部比准备时期大大增加,中央书记处把党的历史文献汇编成《两条路线》一书,供学习用。在此期间,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对党的全部历史,尤其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一时期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个全会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为了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而召开的。会议进行了11个月,中间多次召开大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路线、政策问题。

1945年4月20日,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正式的结论,达到了统一全党认识,巩固党的团结的目的。

整风运动是从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开始的,中间经过全党范围的普遍整风,在广大干部中扫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恶劣影响,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干部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然后,又把整风运动转到党的高级干部路线学习上来。按照这种科学的领导方法,使整风运动成为广泛群众性的运动,在全党普遍提高了理论水平的基础上,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端正了全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线。总之,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教育和建设运动,它为领导根据地军民克服严重困难,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毛主席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7~1108页。]

二、加强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

抗战以来,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敌后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等组织系统亦相应建立。在几年的艰苦抗战中,各根据地的党的领导一般的是统一的,各组织系统间的关系基本是团结一致的。但是,由于绝大多数根据地孤悬敌后,并在地域上相互隔离,再加上游击战争分散活动的特性,各地区、各系统,以及上下级之间的沟通联系比较困难,工作和斗争往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此外,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现象也影响了各系统间的协调关系。这些主客观原因导致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各系统间的相互关系上存在许多协调配合不够,步调不一的现象。

随着抗战极端困难时期的到来,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分割日益严重,“扫荡”也更加频繁和残酷。为了适应严酷的战斗环境,统一和强化各级根据地的抗日斗争,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决定》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这里所说的统一领导,是指中国共产党从政治上和大政方针上的领导,不是领导一切具体事务,更不是包办代替一切工作。《决定》规定:“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党政军委员会”,“各级党委的性质与成份必须改变,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各级党委的工作应当是照顾各方面,讨论与检查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而下应仅仅局限于地方工作。”在明确了各级党委的最高领导地位及其工作范围后,《决定》进一步规定:“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众团体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的执行。”

《决定》要求全党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强调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地进行抗日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6~436页。]

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区的党的领导机关发出《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结合精兵简政,加强统一领导,在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的基础上,确立各自的领导核心。《指示》,提出:“在军区、分区两级建立领导核心,军区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只留三个主要负责人,分负党委、政府、军队责任(其中一个为书记是领导中心),……在分区一级建立领导一切的地委,其中一定要有一个强的领导人为书记”,“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要着重地注意培养所属各军区、各分区领导核心的建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467页。]

1943年3月16日和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着手从中央一级进行机构的调整和精简,以加强中央的一元化领导。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会议决定: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主席、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主席、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毛主席兼书记,并设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洛甫、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兼书记;为保证党务与各项政策能与军事行动密切配合,决定刘少奇参加中央军委工作,并任军委副主席。会议还对中央领导人的工作进行了分工,以便统一领导各地区的工作。

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由工稼祥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由刘少奇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由任弼时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归陈云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归杨尚昆负责管理。此外,还对中央直胃机关进行了调整。

中共中央关于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和指示下达后,各抗日根据地也结合整风和精简运动,对所辖地区的党政军民组织系统进行了调整。1942年10月24日,北方分局(1943年8月后改称晋察冀分局)发出通知,要求调整区党委和二级军区以下各级领导机构,实现各级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分局的领导下,晋察冀的北岳区、冀中区等区党委率先实行改组。继区党委之后,各地委、地分委、县委亦相继改组。改组后的各级党委成员包括党政军负责人,八路军各主力团的主要负责干部也分别参加了驻防地区的地分委或县委。

1943年8月,晋察冀分局为贯彻精简精神,减少领导层级,加强统一领导,决定撤销北岳和冀中的区党委、军区和行署建制,由分局、军区和边区政府直接对各地委、军分区和专署实行领导。

1942年12月,中共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于20日作出了《关于讨论中央统一根据地党的领导的决定的指示》,要求山东各地认真检讨和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按中央的决定进行组织调整和干部配备。在此期间,山东分局本着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对分局和军区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合并,进一步明确了分局领导的分工。同时要求山东根据地各级党委和军队的组织机构能合并的尽量合并,合并后的机构选择合适的军队或地方党的领导人负责。此外,还要求军队的领导干部参加党的委员会。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也进行了合并整编。1943年3月11日,第115师与山东军区合并,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第115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师部与军区机关也即行合并。3月18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决定,各区党委、地委实行统一领导,统一军事指挥。通过这些措施,山东党政军达到了高度集中统一,更加团结一致,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这一时期,华北其他抗日根据地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精神,根据各自的情况对所属党政军民组织进行了调整,从而实现了党对各方面工作的一元化领导。

综上所述,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战胜各种困难,发动各方面力量夺取抗战的胜利,在不同阶段,针对不同问题,及时地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抗战期间实行的各项政策加以高度概括,形成为著名的“十大政策”。

“十大政策”的提出有一个充实完善的过程,其中一些政策早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就已在各地贯彻执行。以后,随着抗战进入极端艰苦的阶段,为战胜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又适时制定了一些新的政策。1943年7月13日,毛主席致电彭德怀并各中央局、中央分同时指出:“自我党实行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六项政策后,党内党外,精神物质,焕然一新,大进一步,空前团结”,要求各根据地“抓紧此六大政策,求于今明两年完成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主席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7页。]

7月30日,毛主席就敌后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再次致电彭德怀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将六大政策扩展为八大政策。电报提出:“前电所述六项政策,在敌后应加对敌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再加阶级教育,成为八项政策”,电报指示还特别规定了八项政策的先后次序。[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同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各根据地下发了《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这个由毛主席亲自拟定的指示中,将前述八大政策进一步发展为十大政策。《指示》称:“我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举其现时最切要的,共有十项。这十项政策就是:

第一,对敌斗争;

第二,精兵简政;

第三,统一领导;

第四,拥政爱民;

第五,发展生产;

第六,整顿三风;

第七,审查干部;

第八,时事教育;

第九,三三制;

第十,减租减息。”

《指示》特别强调:“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同分割的。今年秋冬,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及地委,须对十大政策作出今年一年的总结(不须开很大很长的会议,只就十大政策加以逐个检讨)。

同时必须将十大政策联系一致的思想向党内作普遍的宣传,使全党首先使干部认识,只有是全部的而不是残缺不全的(如说某地不须实行拥政爱民及吴满有生产方法等),认真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实行这个联系一致的十大政策,才能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当天,《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了这个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向各地发电报,要求在各地党政军民各方面广为宣传“十大政策”,并以此为上课教育的材料。

“十大政策”的提出和完善在坚持敌后抗战的斗争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十大政策”在内容上涉及抗战中的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在范围上涵盖了党内外、国内外各个方面。这些政策之间相互关联、有机统一,构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政策体系,充分体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历来倡导和坚持的全面抗战的路线。由于“十大政策”的全面、深入贯彻,各抗日根据地的物质生产蓬勃发展,民主政治空前活跃,人民的经济、政治利益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充分保障,各阶层及党政军民的关系也得到极大改善,人民的抗战热情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发。在广泛动员人民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各方面工作的统一领导更加适应战时要求,全党上下的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大幅度提高,党内党外、军队人民之间同心同德,空前团结。由于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由于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对敌斗争也更加有力,出现了更加广泛的人民战争的崭新局面。总之,至1943年,各根据地军民依靠“十大政策”,不仅顶住了日军对根据地的疯狂的“总力战”,战胜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苦,使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巩固,而且依靠几年来积蓄的力量,对日军展开了局部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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