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东北军民的抗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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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日军铁蹄践踏下的东北大地,义勇军、游击队、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各种抗日武装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正如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指出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三章 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第二节 东北军民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影响之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白山黑水之间燃遍了民族自卫的抗日烽火,从城镇到农村到处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

在日军铁蹄践踏下的东北大地,义勇军、游击队、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各种抗日武装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正如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指出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毛主席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83页。]

一、东北军部分官兵奋起抗日(参见附图2)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拒绝执行当时国民党政府绝对不抵抗的命令,首先奋起抗战。

(一)马占山领导江桥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辽宁、吉林得手之后即进逼黑龙江省,形势非常危急,马占山受命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奋起领导江桥抗战。

10月16日,日本侵略者首先利用汉奸张海鹏为前驱,向嫩江桥发起进攻。黑龙江省守军广大官兵出于义愤,不待上级命令,自动反击,阻止伪军北上,张部3个团也纷纷反正。日军见伪军进攻失败,就一面与汉奸合谋诱逼马占山投降,一面增调兵力亲自出战。

10月19日,马占山率李青山团经由哈尔滨到达省城齐齐哈尔任职,并领导江桥抗战。参加江桥抗战的部队,除马占山直属步兵第3旅等部队外,还有吴松林的骑兵第1旅,程志远的骑兵第2旅,苑崇谷的暂编旅,涂宝珍的卫队团,朴炳珊的炮兵第9团,以及辎重营、工兵营、保安第1大队、保安第2大队、东北宪兵第3大队,等等。其中,除卫队团和工兵营担负江桥第一线阵地防守外,其余各部均部署于纵深各阵地及待机位置。

江桥抗战从11月4日开始到19日结束,历时16天,分为江桥第一线战斗和三间房战斗两个阶段。

11月3日11时,日军铁甲车2列、士兵30余名开到江桥,并有5架飞机掩护修桥,守军为避免与日军冲突,便将少数守桥部队撤退到基本阵地。

敌机向守军阵地投弹,守军有部分伤亡。黄昏,日军在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渡过江桥,对守军阵地发起攻击。守军力避冲突,未予还击,日军始行退去。

4日中午,日军1个连在飞机支援下向守军阵地左翼猛攻,并将大兴车站炸毁。至此,守军忍无可忍,奋勇自卫,将敌击退。18时,日军1个营的兵力在飞机7架、铁甲车4列和数门火炮的掩护下,向守军卫队团阵地正面发起猛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5日,日军调整部署,把张海鹏伪军调到第一线。

守军以步兵正面迎击,骑兵两翼包抄,激战至晚,将敌击退。6日凌晨,敌增援部队到达,又大举进犯,上面飞机,下面大炮,晚间有探照灯指示炮兵射击。江桥守军浴血奋战,日军的滨本第16步兵团几乎被全歼,高波骑兵第2旅也伤亡惨重,江桥阵地被炸毁,守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6日晚,马占山下令,守桥部队主力后撤至三间房阵地阻击敌人。

三间房南距江桥25公里,北距齐齐哈尔约35公里,是保卫齐齐哈尔的第二道防线。

10月下旬,马占山已命令暂编步兵第1旅和骑兵第1旅布防,左翼由大兴以西起,沿三间房、大小新庄一带的村落构筑了防御阵地。江桥守军撤退后,马占山派步兵第2旅、第3旅各1个团在大兴接替骑兵旅的防地,并将该旅东调,掩护守军阵地左翼,以防江桥方面敌军从侧翼攻击。

11月7日,七八架敌机来袭,守军因无高射炮,即以步枪齐射火力击落敌机1架。马占山亲临阵地视察,激励将士,进行部署,自此江桥抗战即进入第二阶段。

日军经过补充和休整后,12日以7000余人在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向三间房阵地发起猛攻。守军各部官兵奋勇还击,敌我双方伤亡均重。日本政府急令增派援军。

16日,日军以步、骑、炮兵4000余人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发起全线攻击,守军勇猛抵抗,两军陷于混战状态。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18日晨,日军骑、步、炮兵约3个团的兵力向三间房主阵地实施猛攻,并有飞机、坦克、重炮配合作战,对三间房一带形成包围态势。为了保存实力,马占山决定放弃全线阵地,当晚退到齐齐哈尔。19日,又率全军2万余人退到海伦。

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和最激烈的战斗,得到全国各地的有力声援。它使日本侵略军遭到入侵东北以来第一次沉重打击,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二)黄显声等指挥军警阻敌侵锦

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后,继续向辽、吉、黑三省发展进攻。9月下旬张学良下令在锦州建立的代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职能的临时省行署,也成为日军的攻击目标之一。因此,日军在侵占吉、黑两省之后,便回师辽宁攻取锦州。

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市警察局督察长熊飞,指挥新编的公安骑兵总队,并策动伪军旅长项青山、张海天等反正,10月消灭了汉奸凌印清和日本特务仓冈繁太郎等组织的“东北民众自卫军”,11月又消灭了张学成在日本关东军扶植下组织起来的“东三省自治军”。接着,又与张树森的骑兵第3旅、常经武的步兵第20旅及张廷枢的步兵第12旅,一起沿大凌河布防。

12月22日,日军出动3个旅的精锐部队,向辽西和锦州进犯。中国守军和公安骑兵总队曾在营(口)沟(帮子)线田庄台、北宁线白旗堡、大(虎山)通(辽)线白山等处,多次与敌人展开激战,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日军的进攻,延缓了锦州沦陷的时间。

(三)李杜、丁超等部在哈尔滨外围袭击日军

哈尔滨是东三省特区。1932年1月27日,日本侵略者令于琛澄部伪军,对哈尔滨上号、南岗、三棵树发起进攻,东北军李杜的第24旅,丁超的第20旅和冯占海的吉林卫队团等部队进行猛烈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1月30日,东北军第22旋旅长赵毅率部在哈尔滨附近的双城,阻击日伪军,在十里铺附近,一举击溃伪军于琛澄部,俘敌700余名;当晚又在双城车站设伏,正值日军第3旅的先头部队乘火车2列,先后开进双城车站,下车集结准备部署对哈尔滨的进攻。设伏的第22旅,乘敌架枪、吃饭毫无戒备的有利时机,突然从三面发起攻击,以猛烈炮火和机枪火力,将敌压迫于站台上下,并以刺刀、手榴弹与敌展开近战,日军措手不及,死伤惨重。

东北军爱国官兵的上述自发的抗战行动,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二、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及抗日斗争(参见附图3)

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山林队等为基础自发组织起来的名目繁多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其人员成分极为复杂,爱国农民约占50%;曾充当东北军警官兵的约占25%;曾当过胡匪的约占20%;知识分子和工人、商人约占5%。

此外,愤于日军入侵的一些绿林豪杰、地主武装也参加了这支抗日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武装抗日的人数达50余万,如果包括各阶层利用各种方式进行抗日的可达百万余。东北义勇军活动遍及东北全境,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际正义力量的重视和声援。

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和抗日斗争,发展很不平衡,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番号不一而且不断变换。按地区分,可分为辽宁地区抗日义勇军,吉林地区抗日义勇军,黑龙江地区抗日义勇军等。

(一)辽宁地区的抗日义勇军

抗日义勇军,在辽宁地区兴起最早,发展很快,斗争也相当活跃。

在辽西1931年12月下旬,黄显声和熊飞组织了“辽宁抗日义勇军”,后改称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这支抗日武装,是在他们带领由沈阳撤出的部分警察和公安队,向锦州且战且退途中,黄以原辽宁省警务处长名义发布命令,组织各县民团、警察队,收编胡匪,消灭张学成、凌印清汉奸武装,统一改编而成。总指挥部设于北票。下辖22路义勇军,每路人数不等,多者万余,少者一二千,共6万余人。在此期间,黄即和东北民众救国会联合行动,以后郑桂林、赵大中、于百恩、耿继周、赵殿良各部在绥中、北镇、黑山、新民、沈阳沿北宁路左右各树一帜,纷纷抗敌,四处主动出击,使日本侵略军昼夜不安,终日疲于奔命。

1932年1月3日锦州沦陷,中国正规军已陆续经山海关撤退到关内,通辽一带的骑兵第3旅也已退向热河方面。因而在1月3日13时,关东军司令部即下达了如下命令,把主要攻击目标转向了义勇军方面:

“(1)第20师今晨已占领锦州……

(2)军要迅速恢复南满地区的治安。

(3)第20师要对关内及热河方面进行警戒,并迅速恢复辽西地区的治安。

(4)第2师要返回铁路沿线,负责维持奉天以南的治安。

(5)独立守备队除仍然负责南满铁路及巨流河(含)以东北宁线的守备外,还要负责维持铁岭以北的治安。

(7)混成第4旅和吉长警备队仍然继续执行原任务。

(8)关东军飞行队,派遣1个侦察中队去长春,主力在奉天(但第6飞行团第1中队在周水子),要随时协助各部队执行讨伐任务。

(9)军直辖部队位于奉天。……”[〔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69~470页。]

日军第20师受领任务后,即命令混成第38旅骑兵第27团团长古贺传太郎中校,于1月6日率骑兵百余名侵占锦西县城所在地江家屯。7日又有后续部队50余名到达。古贺被日本关东军吹嘘为战无不胜的“名将”,气焰十分嚣张,扬言要将这一带的义勇军一举荡平。9日晨,古贺命令给养队30人回锦州师部领取弹药给养,令一个排留守县城,古贺则亲率日军70多名向城西一带“扫荡”。东北义勇军刘存起(亮山)等部获得确切情报,遂在日军必经之路设伏。10时许,当日军骑兵洋洋自得地到达上坡子、龙王庙附近时,突然遭到袭击,被打得人仰马翻,古贺中弹而死,仅10余人逃入县城。下午,由锦州返回的给养队,行至钱塔子屯岭下时,亦受到义勇军及民众的阻击和围歼,这两次战斗,共毙敌60余名。

据日本资料记载:“9日在锦西,骑兵第27团(欠第2连)与2000‘兵匪’交战,团长古贺传太郎中校以下12名战死,军官以下19名负伤;同日在红螺岘附近,第1运输监视队主力,辎重兵少尉松尾秀治以下26名(包括翻译1名)被全歼。”[〔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74页。]古贺之死,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震惊,哀叹:“这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日〕《协和》1932年第2期。]

自1月上旬以来,日军出动步兵营、炮兵营、骑兵团、装甲车及飞行队,对新民、新立屯、大虎山、北镇、医巫闾山、锦州、锦西、兴城、绥中以及辽热边义县、凌原一带的抗日义勇军,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讨伐”;仅1月份里,在新民、大虎山、新立屯一带就进行了约20余次。在此期间,黄显声到北平与东北爱国人士组成的救国会领导人商讨抗日义勇军的整理问题(黄时任救国会常委),并以义勇军总指挥的身分报告了斗争情况。

1月9日,救国会常委会通过了救国会的组织大纲及对义勇军工作方针。随后,救国会又派出大批政工和军事人员到东北各地组织义勇军。从此,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更加活跃。数月之间,只辽宁一省,义勇军就发展到近20万人。

4月以后,经过整顿,将辽宁义勇军划分为5个军区:

辽西为第1军区,包括沈阳、新民、法库、北镇、黑山、锦县、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彰武;

辽南为第2军区,包括辽阳、海城、盖平、复县、营口、盘山、台安、辽中;

辽东为第3军区,包括本溪、凤城、庄河、岫岩、安东、宽甸、桓仁、通化、清原、新宾、安图、柳河、临江、长白、辑安、辉南、海龙、抚顺、抚松、金川;

辽北为第4军区,包括铁岭、开原、昌图、梨树、东丰、怀德、西丰、双山;

热边为第5军区,包括康平、通辽、辽源(今双辽)、瞻榆、开通、镇东、安广、洮南、突泉。

每军区设总指挥一名,并委任了52路司令和27个大队。

编制均按三三制,路辖3团,团辖3营,营辖3连,编制与独立旅同。其人数不足一路者,则为支队。为加强联络,置备无线电台,分发各军区使用。

辽西地区距北平较近,得到各方接济和政工人员协助也较方便。他们之中以郑桂林的第48路战绩较好,支持较久,但到1933年5月日军侵占热河和长城各口以后,各部相继溃散。

在辽南有义勇军李纯华、邓铁梅、苗可秀等部活动。李纯华原在北平张学良行营供职,“九·一八”事变后,回家乡海城县成立辽南义勇军。1932年2月,救国会派高鹏等10余人到李部工作。6月初,李纯华被任命为第2军区司令,下辖17路。

11月下旬,又改为“东北义勇军第2军团”,王化一为军团长,李纯华为代理军团长,人数发展到3万余人。这支抗日武装,以海城为中心,东到岫岩、凤城,南到营口、大石桥,西到台安、磐江,控制了这一带的交通要道和广大农村,并不断袭击敌人火车、兵站、机场,使日军惶惶不可终日。

邓铁梅,原名邓古儒,曾任凤城县公安局长、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等职。

“九·一八”事变后,邓抱定“不能俯首甘当亡国奴”的决心,拜会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在黄的赞同与支持下,从锦州回凤城县,联络近200名抗日志士,于1931年10月,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被推举为司令。由于邓铁梅在凤城、帕岩一带素著声望,响应者络绎不绝,不到1个月,即达一千七八百人,编成3个团、1个武术队(即大刀队)。同年11月22日(一说12月26日),邓铁梅指挥自卫军攻打凤城县城,捣毁了伪县公署、警察局,砸开监狱,放出100余名爱国志士,并全歼守城日伪军,缴获迫击炮2门、机枪3挺、步枪400余支。凤城大捷后,自卫军乘胜远征庄河县城,守城伪军闻风而逃。

1932年春,苗可秀与邓铁梅联系,后任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参议。同年8月,自卫军又打败伪军李寿山部。自卫军成立不到10个月,共进行大小战斗近100次,队伍发展到1。5万余人。辽南这个三角地带抗日武装的壮大,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2月中旬,日军以第2师主力和守备队及伪军组成岫岩、庄河两个讨伐队,疯狂进攻辽南各地。李纯华、邓铁梅、苗可秀等率部与敌人周旋战斗。

12月30日,“义勇军邓铁梅、刘景文两部在凤凰城黄花向土城子一带与敌激战,岫岩现未落敌手。日方近以义军活动甚力,多门第2师大部已调岫岩作战。南满路交通中断”。[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九一八以来东北情报》“东北情况周报表”第11号,1931年9月20日至1933年底。]在敌人步步紧逼,形势极端严重的情况下,李纯华率骑兵突围,寻隙越辽西,1933年2月进入热河。邓铁梅所部,在敌人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逼下,除苗可秀率一部继续坚持斗争外,其余逐步瓦解。以后,邓铁梅不幸被敌人捕去杀害,苗可秀也被俘壮烈牺牲。

在辽东1932年4月21日,原驻桓仁县于芒山部第3团团长唐聚五、第 2团参谋长邓秀岩、桓仁县公安局长张宗周、大队长郭景山和华北大学学生黄宇宙等人,在桓仁县誓师组成“辽宁民众自卫军”。

在誓师大会上,唐聚五表示:“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说罢,唐用刀划破中指,血书“杀敌讨逆,救国爱民”八个大字。[《中国抗日阵亡将士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会后推举唐聚五为总司令,黄宇宙等为副总司令。下分18路军,以14个县的公安大队、警察队、民团、保甲兵和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大刀会为骨干,约计10余万人。活动区域遍及辽东十数县。

8月下旬,部队扩编到27路,活动区域扩大到21县,成为当时东北地区人数最多,活动区域最大的一支抗日武装。唐率部与日伪军进行多次战斗,攻击敌据点数十个,毙伤日伪军100余名。

另外,李春润在新宾、王凤阁在辉南和柳河、唐玉振在宽甸、郭景珊在辑安和临江等地,分别与日伪军对抗,前后达8个月之久,各城市多次得而复失。

日军于10月由吉林、黑龙江抽调兵力,分4路向辽东地区发动进攻。西路由千金寨向新宾;南路由凤城攻宽甸、太平哨;北路由海龙向辉南、柳河;另一路沿鸭绿江溯江而上攻辑安、临江,并以大批飞机配合轰炸。到10月20日,日军主力已进入义勇军活动的腹地。

民众自卫军在日军大举进攻下,遭受严重损失,大部溃散,一部投敌。

11月末,自卫军总部决定将残余部队化整为零,采取游击战术,逐步退入热河。12月底,唐聚五率部队1000余人,退至热河凌源。其他将领除王凤阁外均先后进关,部队伤亡溃散,所余无几。1933年,李春润偕弟李子荣再返辽东,战死于新宾。

在辽北、辽热边等地蒙古族、汉族人民也纷纷组织武装参加抗日。

1931年10月,高文彬等30余人出关赴通辽,正式成立了辽北蒙边专员行署,改编包善一、韩色旺部,组成辽北蒙边义勇骑兵队,开展抗日斗争。

此外,还有第9路军于德林部,第14路军张士林部,第15路军贾秉彝部,第21路军张殿良部,以及刘海泉、修子良、金山好、不服劲、长江好、杜红魁等绿林抗日武装。他们属于救国会第4、第5两军区范围。

1932年6月,熊飞被委任为第4军区司令,同时高文彬被委任为东北义勇军第5军区司令,统一了康平、通辽、瞻榆、开通、镇东、安广、洮南、突泉等10余县义勇军的编制,后来,又改为第5军团,由高文彬任军团长,下设6个梯队,由包善一、韩色旺、李胜、刘振玉、解国忱、刘海泉等分任各梯队司令。这支数万人的义勇军,活动于辽西、辽北的通辽、辽源、开鲁、彰武、康平一带,曾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如1932年春,在开鲁县的一次伏击战中,基本歼灭了一支500余人的日伪军,活捉日军上校松井清助,在归途中,松井犹图反抗,被义勇军战士击毙。同年6月,高文彬率部袭击通辽,7月收复康平,引起敌人的重视。8月,赵殿良等率部再次袭击沈阳,2500多名义勇军与5000多名日伪军激战一夜,毙伤日伪军多人,破坏了航空处,烧毁了飞机库。11月19日,日军步兵第16旅从新民、彰武一线经秀水河子进攻康平。高率部阻击敌人达5昼夜,而后转移至开鲁。在这次战斗中,高文彬被俘。部队一部分散失,一部分坚持斗争。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

辽北蒙边的义勇军,在日伪军大力压迫下逐渐溃散。刘振玉、李胜等转移到张家口,接受冯玉祥指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二)吉林地区的抗日义勇军

吉林地区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比辽宁晚,但兵力集中,较有战斗力。主要有李杜、丁超等人组织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等组织的“吉林国民救国军”;姜荣跃等组织的“吉西抗日军”和田霖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等。

1932年1月31日,李杜、丁超、冯占海、王之佑、邢占清、赵毅等在哈尔滨举行会议,决定组成吉林自卫军,联合抗日。推举李杜为自卫军总司令,丁超为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冯占海为自卫军副司令兼右路总指挥,邢占清为中路总指挥,赵毅力左路总指挥,王之佑为前敌总司令。吉林自卫军总兵力约1。5万余。同日,各主要将领联名发表抗日讨逆通电与告民众书,随即投入哈尔滨保卫战。31日,自卫军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双城堡车站。日军遭受严重打击后,关东军除调动第2师主力以外,一面命令驻齐齐哈尔的混成第4旅东进,一面命令在长春的混成第8旅北上增援,并有飞机、坦克、装甲车等配合,于2月2日迫近哈尔滨市南郊。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双城后再次进攻,第22旅与敌激战后被迫撤退。2月3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多路猛攻哈尔滨;自卫军奋力抵抗,血肉相搏,激战数次,双方伤亡甚巨。自卫军因力量单薄,呼救无援,终难扭转战局,于2月5日晚全部撤离哈尔滨。

哈尔滨失陷后,李杜集中部队于依兰一带进行整顿;冯占海等率部退至松花江下游延寿、方正一带休整。两部积极组织和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开展对伪军的政治工作,瓦解敌人,扩大义勇军的实力。

同年6月,冯占海部改名为“吉林省抗日救国军”,编为12个旅和4个支队、3个团、1个营,共5万余人。冯占海任司令兼总指挥,宫长海任副总指挥,活动于阿城、方正、五常一带。两支义勇军机动灵活地作战,不断打击敌人。6月,救国军分兵两路袭击哈尔滨,伪军闻风而逃,救国军进抵香坊。同月下旬,救国军攻克榆树县城。7月连克五常、舒兰县城。此时,活动在舒兰地区的义勇军田霖部加入吉林救国军,壮大了救国军的力量,又新编了若干旅和支队。此时,冯占海部救国军加上所联系的抗日部队,总数已达7万余人。

这时日本侵略者为军事进攻和经济掠夺的需要,正在强修拉(拉法)滨(哈尔滨)铁路拉法段,冯占海闻讯后,急令第16旅田霖、第17旅陈玉清两部前往破坏。田、陈两部官兵携带自制的地雷、手榴弹等进至该地,炸毁敌兵车1辆,炸死日军40余人,并击退日军援兵。救国军连续进行3次爆炸,迫使日军中断了此项工程。

8月27日,冯部救国军在舒兰县境珠琦川召开了团以上干部120多人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进攻吉林。9月12日,攻占吉林,歼敌数百,俘虏约500余人。与此同时,救国军还派出另一支部队佯攻长春,使日伪军受到很大威胁。日本关东军急调重兵解吉、长之围。9月19日,冯占海与宫长海等部队在农安三盛玉、伏龙泉一带会合,经研究决定,吉林抗日救国军分为两部分进行活动:在吉(林)敦(化)线及五常一带活动的部队,仍留在原地相机骚扰敌人;在吉长线活动的该军主力和总部人员,由冯占海亲自率领向热河转进,以便同关内联络,补充部队装备,以图再战。会后,冯占海命各部抽出一部分轻重武器和弹药,留给在原地坚持抗日的部队,然后率队向西进军,于11月到达热河,被委以东北义勇军第6军团番号,同时经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收编为第63军。

李杜等率自卫军总部退到依兰后,不久即遭到日伪军的猛烈进攻。李杜指挥城内有限部队奋力抵抗,因城内军民伤亡严重,便率部撤出依兰向梨树镇一带转移。丁超心怀异志,拒绝与李杜同行,独向宝清一带撤退。

1932年5月17日,依兰陷落。至此,吉林抗日自卫军失掉了后方基地,所储存的被服、粮食、武器弹药以及兵器修械所、医院等全部落入敌手。吉林自卫军经过整顿,已控制了穆棱、宁安、密山、勃利等8个县的全境,力量虽有很大削弱,但以梨树镇为中心的抗日武装的存在,仍然威胁着日伪对吉林的统治。同年秋后,日伪军集结重兵“讨伐”该地区的抗日军。9月下旬,日军首先攻击驻勃利县的抗日自卫军徐国光旅。

12月下旬,日军第10师师长广懒寿助中将,指挥本师和第6师第14混成旅、第14师炮兵、装甲兵以及关东军飞行队,分3路向下江(指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日武装发动总攻。抗日自卫军奋力抵抗,但无力长期坚守,李杜遂率部向密山县转移。1933年1月5日,日军攻占梨树镇。6日夜,侵占密山县城。9日,进抵宝清县城,利诱丁超投降。同日,李杜、邢占清、杨耀钧等率部3000余人,在虎林地区渡过乌苏里江,退入苏联境内。稍后,应占斌旅等余部也相继过境退人苏联。自卫军其他余部,如刘化南旅等,则转移到牡丹江西岸,潜伏在苇河、延寿等地林区活动。

战斗在吉东的“吉林国民救国军”,是由王德林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

王德林的部队,从前是以破产农民为主要成分,被称之为“绿林”的武装队伍,有二三百人。后来被东北军张作相收编为第3旅第7团第3营。“九·一八”事变时,该营属延吉镇守使吉兴旅第63团第3营,王德林任营长。他对日军入侵、吉兴投敌十分愤慨,毅然于1931年11月在汪清率部起义,吸收延边一带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等组成“国民救国军”,共约五六千人,活动于宁安、海林、汪清、延吉、和龙各县,中共党员李延禄、周保中先后担任救国军的重要职务,很多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等前来参加,部队曾扩大到七八万人。从1932年初开始,三打敦化城,与日军争夺长图路的咽喉地带,歼敌400余人;接着又攻打额穆和蚊河,缴获敌轻重机枪28挺、各种枪支1600余支。3月,日军上田支队等部共数千人大军追击救国军,救国军诱敌深入,在镜泊湖地区经连续数次作战,歼敌250多人,缴获三八式步枪140余支。接着,又利用该地草高、路窄、干旱、风大的特点,进行火攻,使残敌无路可逃,大振了抗日义勇军的威风。[《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10~617页]1932年冬,日军又抽调骑兵、炮兵和航空兵部队,加强对李杜、王德林等部的进攻。

为了团结对敌,自卫军和救国军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并建立了联合总司令部,丁超任总司令,李杜、王德林任副总司令,周保中任总参谋长,从而稳定了吉东地区的局势。

但是,到1933年初,日军占领中东铁路东线进而向吉东地区大举进攻时,李杜、丁超、王德林等部,由于内部矛盾重重,军事行动不统一,思想认识不一致,侵害群众利益,得不到人民拥护等原因,在日军进攻之下溃散了。随着丁超叛变投敌,李杜退往苏联,王德林等也撤退到苏联境内。吴义成留下来,被推举为代理救国军总司令,周保中仍任总参谋长,胡泽民任副总参谋长,并将溃散在宁安、东宁、敦化、额穆、安图等地的救国军部队编为1个游击军、4个路军。由李延禄任游击军司令,柴世荣、姚振山等人任各路司令,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此外,1931年10月成立的“吉西抗日军”,1932年2月成立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以及“虎林炮手队”、“宁安大刀会”、“红枪会”、“抗日东亚安民队”、“抗日鲜人联合会”、“高丽革命军”等,都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三)黑龙江地区的抗日义勇军

黑龙江省爱国官兵的抗日武装斗争,在整个东北的义勇军抗日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闻名中外的江桥抗战,揭开了东北义勇军大规模武装抗日的序幕。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尽管由于马占山一度动摇妥协,使抗日斗争出现了曲折。但是广大爱国官兵和各阶层群众始终反对投降,坚持抗日,所以黑龙江省的抗日武装力量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又重新集结起来,除马占山、苏炳文等部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大刀会”、“红枪会”等民众组织的义勇军转战于吉、黑两省之间。

“东北民众自卫军”这支义勇军是以李海青部为骨干组织起来的。李海青出身绿林,后被收编,因在三间房战斗和撤离省城战斗中有功而被提升为新编旅旅长。

1932年3月初,马占山在龙江就任伪职不久,李海青和张锡武不愿投敌,各率部冲出省城。张锡武部开往兰西、青冈等地进行抗日游击战。李海青率所部3000余人越过松花江南下,改称“东北民众自卫军”,自任总司令,公开树起抗日讨逆大旗,收复扶余,围攻农安。途中,农民、手工业者等各方人士纷纷前来参加,扶余县大小股“胡匪”也相继来投。旬月之间,李部迅速发展到一两万人(围攻农安时号称4万),并在敌人统治的中心腹地围攻县城,震憾了伪京长春。4月,李海青得知马占山反正重整义师,便率部渡过松花江北上,表示“唯马主席之命是从”。义军连克肇源、肇州等镇,前锋逼近肇东、对青山一带。5月下旬,日军松平支队开往肇东进攻李海青部主力,两军发生激战,李亲临前线指挥,腰部被炸伤。

26日,李率部退出肇东,至丰乐镇一带休整。

马占山反正再举抗日旗帜马占山自1932年2月起,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参加了日本策划的伪建国会议,并被委任为伪满洲国的军政部长。之后,他决定返回黑龙江省,并正式进入齐齐哈尔城。这时,张学良的密使来到他的身边。数日后,马占山要检阅自己的部下与巡视各地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民心的安定情况。

4月2日凌晨1时,马占山密令卫队团骑兵1营、步兵1营乘车开出省垣。2时,马占山自带副官、卫士20余人乘汽车出城,直奔拜泉方面开去。在拜泉居数日,然后经克山、纳河等地,于4月7日到达黑河。

随即重新组建黑龙江省军政两署的机构。鉴于日本侵略军疯狂地“讨伐”抗日武装,各地兴起的义勇军和各县的保卫团纷纷走上抗日疆场,马占山决定利用各县保卫团丁加以补充,同时以保卫团、义勇军组成一些新的部队,成立了黑龙江省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马占山自兼总司令,统一指挥,下辖10余路军,共约6万余人。马占山先后扩建和新编的部队有:以卫队团为基础扩建的步兵第1旅,以原步兵第3旅第2团为基础扩建的步兵第3旅,以原炮兵团范崇谷部补充的步兵旅,补充骑兵第1旅,以原骑兵第1旅第2团为基础扩建的骑兵第4旅,新编骑兵第2旅,新编骑兵第3旅,新编独立旅才洪献部,新编独立旅张品三部。此外,还有布西甘南义勇军,克山克东义勇军,德都义勇军,兰西望奎义勇军,绥化庆城义勇军,汤原通河义勇军,嫩江讷河义勇军,巴彦义勇军,绥宾义勇军,龙门义勇军,铁力义勇军,等等。[《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0~721页。]

4月间,马占山与李杜、丁超取得联系,商定了共同收复哈尔滨的作战计划,确定李杜所部负责肃清哈(尔滨)绥(化)路段的日军。马占山一部进攻哈尔滨,骑兵第1旅吴松林部协助李海育部截断南满铁路并向长春进攻。还计划派兵进攻龙江。黑吉两省义勇军的联合行动,以及李海青部的配合行动,使日伪极为恐慌。

4月18、19两日,从日本调来的第10师到达哈尔滨。该师除留一部分兵力担任警备哈市任务外,以其主力集中攻击吉林自卫军的中心区——依兰。

5月16日,日军先头部队攻入依兰,由于吉林自卫军退往梨树镇和富锦、同江一带,因而,黑吉两省义勇军联合攻哈计划未能实现。马占山率部向上集、庆城、巴彦等地移动,占领大青山一带作为长期的抗日根据地,以图对敌作战。日军第14师得知马占山部在庆城一带活动的消息后,于6月30日下令所属部队前往围歼。本庄繁也亲到绥化指挥作战。

马占山率部在庆城一带,与优势之敌周旋。7月28日,马率所部在十七井子地方与敌骑兵遭遇,战至夜晚,伤亡百人,敌弃尸40余具退走。少将参谋韩家麟等20余人被冲散,翌日晨,又被日军发觉包围,全部杀害。日军在尸体中见有一蓄短须身带马占山名章者,便认为马占山被击毙。这时,马率部进至海伦东山的罗圈甸子时,又遭数千敌兵阻击并陷入重围。经各部奋力突围,伤亡惨重。马占山等一行100余人脱险后,进入山林,继续北行。9月9日,到达龙门县城。马占山再整旗鼓,率众向讷河前进,周势孤力单,不能扭转大局,便带领五六百人经甘南,往海拉尔投奔苏炳文;其余大部分人则绕道内蒙退入关内。

马占山所部溃败之后,活跃在黑龙江省的义勇军,还有李海青、邓文和朴炳珊等部。在呼伦贝尔的苏炳文,也正积极准备举起抗日旗帜。

苏炳文的实力仅有自己亲自带领的步兵第2旅、张殿九步兵第1旅的1个团,并联合朴炳珊旅和张竞渡、李振华(徐宝珍团旧部),约计1。2万余人。

1932年10月1日,苏炳文率部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推举苏炳文为总司令,张殿九为副总司令,谢可为参谋长。主要活动于海拉尔、扎兰屯、呼兰等地,多次同日伪军作战,从而使黑龙江省的抗日武装斗争又出现了高涨的形势。

苏炳文举起抗日义旗,引起了敌人的重视,日军第14师首先组成了中山支队,于10月3日拂晓由龙江以北渡过嫩江,向位于富拉尔基的民众救国军进攻。苏炳文部1。6万余人沿雅绿河上游向碾子山、朱家岗、腰库勒等处推进,包围富拉尔基,在朱家岗、腰库勒与敌中山支队2000余名激战亘日,敌死伤甚重,向磨姑溪退却。[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九一八以来东北情报》“东北情况周报表”第4号,1932年11月11日。]

11月间,各路抗日部队定于12月初分兵6路对敌作战,因计划暴露,日军首先发起攻击,对抗日部队进行各个击破。敌人不断增兵,并有飞机、火炮配合,多路向民众救国军发起猛攻。救国军依托3道防线节节抵抗,双方都有较大伤亡。11月28日,救国军刚进入碾子山第3道防线,日军步、骑兵即猛扑而来。日军平贺旅于12月1日,占领碾子山。 2日,进入札兰屯。3日,服部支队从札兰屯出发,向兴安岭快速追击救国军。

民众救国军在前方的部队被隔断,海拉尔只有步兵第9团、卫队营和学生连,共2000余人,已不能阻止敌人大举进攻,遂破坏了博克图以南的铁桥和博克图山涧隧道及盘山路轨,以阻止敌人追赶。

12月4日,苏炳文、马占山等率4000余人退入苏联,其在前方的部队,由张玉挺、邰斌山等率领,穿越兴安岭经内蒙古草原进入热河。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为保卫民族独立而战的民众抗日武装。它发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据日伪官方报告记载,自“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2月,日伪军战死人数为6541名,平均每月“讨伐”抗日力量出动1500次,阵亡官兵73人,日军尸体从中国东北经神户运回日本,每月平均50具。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其主要原因是,在强敌进攻的复杂环境下,缺乏坚强的政治领导,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未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东北抗日义勇军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但它所建树的历史功绩和造成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的推动和领导下,一个新的斗争高潮很快又到来了。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参见附图4)

“九·一八”事变不久,中共中央多次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声明,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战斗任务,并号召全国人民支持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坚决同入侵之敌血战到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号召,中共满洲省委对组织领导和发动抗日武装斗争作了部署。除了派出许多党员和爱国青年到抗日义勇军、各大城市和伪军中领导或推动反日斗争外,还以部分力量深入农村,组织抗日游击队。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夏初,当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从一度高涨转向低潮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却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自1932年起,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建立了磐石、东满、珠河、密山、宁安、汤原、饶河、巴彦等10余支抗日游击队,进行了极为艰苦的斗争。到1933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提出的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坚持广泛的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这些抗日武装又进一步发展,逐渐成为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

(一)磐石游击队(南满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即在西玻璃河套一带,广泛建立了“反日会”等抗日群众组织。

1932年春,在县委领导下,“反日会”组织了中朝农民联合反日示威暴动,扒铁路、割电线、烧枕木,并组织起一支专打汉奸狗腿子的7人“打狗队”。中共满洲省委派搞兵运工作的杨佐青(原名杨君武)参加领导,县委抓住日伪统治势力尚未完全控制磐石的大好时机,在大力发动群众抗日的基础上,积极扩大抗日武装,不到半个月,“打狗队”扩大到20多人。他们消灭汉奸特务,缴了地主武装“大排队”20多支枪,队伍发展到30多人,正式成立了“工农反日游击队”。接着,争取了一连伪军起义,进一步壮大了力量。同年9月,磐石工农游击队协同另一支起义部队攻克磐石县城。

1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字到南满一带指导工作。杨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组织秋收暴动,建立确山农民革命军,任总指挥。

1929年奉命到东北后,领导过工人运动。杨指导磐石游击队经过整顿和改编,发展到800多人,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由杨靖宇等担任领导。

1933年1~5月,这支游击队与敌人作战30余次,先后取得了大坑、砖庙子、玻璃河套、萝卜地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4次“讨伐”。在胜利形势推动下,驻烟筒山伪军第14团迫击炮连在共产党员曹国安等人的策动下起义,携带武器加入南满游击队序列,编为迫击炮大队。同年,与海龙游击队汇合,人数迅速增加到2000余人。这支队伍活动于磐石、永吉、桦甸、辉南、通化、柳河、海龙、东丰、西丰、伊通、双阳等县,成为南满地区抗日武装的骨干。

(二)东满游击队

东满主要指吉林省东部的延边地区,是朝鲜族聚居的地区,也是抗日武装斗争开展较早的地区。

1930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了东满特委。“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在东满地区的延吉北部、汪清西部、和龙南部一些山林农村中,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和红色游击队,开展了1931年秋收斗争和1932年的春荒斗争。1932年2月,满洲省委指示东满特委把建立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作为主要任务,到同年秋,全区各县已相继创建了延吉游击队,汪清游击队,和龙游击队,以及珲春游击队等。在此基础上,1933年1月,东满特委书记、老共产党员和领导骨干童长荣,将上述几支游击队合编为200多人80多支枪的东满游击队。王德泰任大队长,把各县游击队编为中队,每中队又编为2~3个小队,每队20人左右,采取“人歇枪不歇”的办法,轮流袭击敌人。这支队伍在图们江和雅河一带有很大影响,并建立了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随着斗争的开展,游击队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游击区也扩大到图(们)佳(木斯)、敦(化)图(们)等铁路沿线,后来绥(芬河)宁(安)地区抗日武装100余人,也加入了东满游击队,力量进一步增强。

从1933年初开始,日伪军对东满游击队进行了多次“讨伐”。东满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同敌人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粉碎敌人的进攻,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

1934年初,东满游击队已增至900余人,武器装备也有较大改善。

(三)珠河游击队(哈东游击队)

1933年初,中共满洲省委派赵尚志到哈东地区义勇军孙朝阳部工作。赵系热河省朝阳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入黄埔军校五期学习,因不满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于翌年毅然退校返回东北。

1931年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在孙朝阳部遭日军四面包围的危急情况下,身为马夫的赵尚志提议主动出击宾县并亲自带领队伍攻克了宾县县城,从而被提拔为参谋长。同年秋,孙部溃散后,赵尚志等7人携带机枪1挺、长短枪11支到了珠河。

10月,在珠河县委领导下,于珠河县(今尚志县)三股流成立了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队共13人,赵尚志任队长。游击队与当地的山林队、大排队、红枪会等群众武装联合共同抗日,活动于哈尔滨东部一带山地,常常出奇制胜,队伍到年底扩大到70多人,赵尚志任队长,李福林任政委兼支书,下辖5个中队,还有1个少年队、1个机枪队、1个骑兵队。

1934年春,珠河游击队曾经攻克珠河5区珠河镇,大破3区黑龙宫,3次围攻宾州城,争取了部分伪军的反正。到6月下旬,队伍发展到400多人,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支队司令,张寿篯(李兆麟)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总队、1个骑兵队、1个教导队、1个少年队;在滨江(哈尔滨)、宾县、方正、延寿、珠河、苇河、五常、榆树、阿城、双城一带开展抗日斗争,并在珠河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成为一支坚强的抗日力量。

(四)密山游击队

1932年,在中共密山县委领导下,富振声等将勃利、林口、密山等群众武装,合并组成密山游击队。

1933年初,王德林领导的抗日救国军溃散时,该军参谋长、共产党员李延禄,根据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决定,以党秘密掌握的补充团为基础,改编为抗日救国游击军,李延禄为总司令,孟泾清为政治委员,下辖3个团、1个步兵营、1个骑兵营、1个游击支队和1个政治保安连,共约800人,这支部队政治基础好,发展比较迅速。

1933年上半年与日伪进行了磨刀石、团山子、八道河子、东京城等多次战斗,毙伤敌人甚多,迫使1000多名伪军反正。6月,游击队夜袭日军驻地杨木林子,敌惊慌失措,四处逃散,死伤百余。随后,李延禄奉命开辟新的游击区,率部向密山转移。

(五)宁安游击队

1932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周保中,到绥宁地区的中心宁安县组织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周原名奚李元,云南大理白族人,在北伐军中曾任团长、副师长。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由苏联学习回国。周到宁安地区后,即对自卫军、救国军开展工作。1933年5月,宁安党组织把李荆璞率领的“平南洋总队”改编为“宁安工农义务队”,李荆璞为大队长,于洪仁为大队副,下辖6个分队。

1934年2月,抗日义勇军大部溃散后,周保中领导王德林所属义勇军残部,汇同柴世荣等人所属各部,与宁安工农义务队一起,组成绥宁反日同盟军。为加强反日同盟军中的骨干力量,1934年5月20日,宁安县委又决定组织宁安游击队,队长为白殿贞,主要活动于宁安县内。

(六)汤原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派出一批干部到松花江下游开展工作。1932年夏,省委秘书长冯仲云赴汤原,指导创建游击队。冯系江苏武进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1930年受组织派遣到哈尔滨市工作,曾任中共江北区委宣传部长。10月上旬,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在反日同盟会的基础上,建立了汤原游击队。由于缺乏斗争经验,被土匪“荣好”缴了械。同年冬,汤原县委又在组织农民抗租斗争的基础上,第二次建立了汤原游击队。因警惕性不高,发生了兵变。汤原县委总结了两次建立武装失败的教训,1933年冬在县委书记夏云杰的领导下,第三次建立起了“汤原反日游击队”,戴洪宾任队长,夏云杰任政委。游击队不断向萝北的鸭蛋河、葛金河一带进攻,并收缴了汤原县内几处地方的武装,队伍由原来80多人很快发展到600余人。在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影响下,张传福率伪自卫团,冯治刚率矿警队都加入了汤原游击队,队伍扩大到2000多人,主要活动在汤原、萝北、通河、依兰、桦川、富锦等地区。

(七)饶河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即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首先组织了救国会,1932年6月,又在此基础上,由崔石泉、金文亨建立了饶河反日游击队。同年冬,发展到40多人。到1933年初,进一步扩大到130多人。该队一方面配合陈东山、高玉山等救国自卫军的统一行动,另一方面积极独立地在乌苏里江沿岸开展活动。

1933年6月,陈东山、高玉山部救国军瓦解后,饶河游击队正式独立出来,在李学福(李葆满)、崔石泉、张文偕等人领导下,队伍越战越强,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讨伐”,创建了饶河、虎林一带广大的游击区。为了粉碎日伪军的冬季“围剿”,饶河游击队经过刻苦训练,成了一支快速行动的滑雪队,活跃在完达山脉东麓的雪原上,成为该地区唯一的一支抗日的中坚力量。

(八)巴彦游击队1932年初,张平洋(张甲洲)、张文藻等在巴彦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称为巴彦反日游击队,张平洋任队长,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赵尚志到该部任参谋长。巴彦游击队建立不久,人数即达到700多人,主要活动于巴彦、呼兰、绥化、庆城(今庆安)、铁力、东兴一带,曾在呼兰附近切断滨北铁路,收复过巴彦、东兴等县城。同年底,因在东兴之战中受挫,游击队随即溃散。

除此之外,还有1932年秋建立的海伦游击队,同年冬建立的海龙游击队等,当时都积极开展了抗日游击活动,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在开始时人数都不多,武器装备也都很差,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但是,这些游击队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有集中统一的领导,有良好的群众关系;战士大多数出身好,政治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英勇善战。所以,他们能不断地发动袭击,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据伪满铁道机关统计,仅1933年3月至10月,抗日游击队就袭击伪铁路659次,破坏铁道101次,击毙日伪护路军546名。又据伪奉天省警察署统计:辽宁省内的抗日游击队,1934年6月份袭击敌人709次,7月份为759次,8月份为1716次,12月份为1706次。[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第303页。]

在斗争中,各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游击区也不断扩大。不久,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即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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