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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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世纪中国的开端,是以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等奇耻大辱过后的清末新政为标记的。近年,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的史家冲破意识形态束缚,走上冷静、客观从学术角度研究这一重大事件之路,写出了一批高水平的专著。他们分别确认:“这次新政是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方面较大程度改革旧的封建体制,推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科举是选拔官员的制度。在前现代社会,知识阶层出路很窄,科举成了士子上升的主要通道。进入现代社会,这个制度的优长已为公务员考试制度所继承,即使由于后来政权频繁易手,这一考试很不正常,中国向工商社会转型带给知识阶层的机会也远非20世纪以前所可比拟。时至19世纪,文科举每科近20万考生争夺1439名左右的举人名额,而中举后亦仅有1/3能得到一官半职。进士虽一般都能当官,但每科名额只有区区300名左右(张仲礼:《中国绅士》第169、123、158-16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仅与当时为了推广新式教育而办的速成师范、为改革官制兴办速成政法相比数量已有天渊之别。问题在改革不够彻底,而不是忽视了传统。大学独立,思想自由,这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灵魂,却根本没有进入改革者的视野。海内外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改革瓦解了原有的凝聚力,是日后纷争的根源。其实,当时清政府为了培育和维护祖传的“凝聚力”,软硬兼施,可没有少花力气:读经占课堂教学总时数高达25%-40%(袁征:《中华文化通志·学校志》第254、2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不准接触异端邪说、不准干政等禁令频颁,封报、抓人亦时有所闻。无奈历史进程要的已是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制度凝聚,而统治者仍乞灵于思想管制和镇压。后来的曲折另有原因,不能归罪于改革。

3.民主政制的开端。

1905年,清政府派员出国考察政治,设立考察政治馆(1907年易名宪政编查馆),并于11月谕政务处筹定宪法大纲,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向宪政前进的进程;1906年9月正式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月下令设资政院,10月命各省速设咨议局;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会议开幕;1910年10月举行资政院会议。——这些都是中国民主政治不可忘记的事件。

19世纪30年代,议院、三权分立、公民自由这些观念随着传教士闯入中国(参阅拙作:《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新文化运动再研究》,《东方文化》2000年第一期,广州),历经被国人视为海外奇谈、异端邪说等阶段,整整费时70年终于为主流文化所认同。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文化变革,其背后是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驱含辛茹苦默默耕耘,特别是戊戌前后第一次启蒙运动的成果。史家们早就指出,那些政治考察报告、要求立宪的奏章、变法的建议乃至各种章程、法律,大都是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流亡者或留学生捉刀代笔或由外国学者和留学归来的学人直接参与制定的,好些大臣以《新民丛报》等启蒙报刊为写作奏章的依据更是公开的秘密。以留学归来人员为骨干包括本国学堂毕业生组成的新知识阶层形成,他们纷纷被各种新政机关所吸收,推动着官场文化更新。

推行新政、预备立宪和改革官制又反过来推动新文化广泛传播。士子东渡日本进速成政法、速成师范成风,士绅进国内仕学馆的也比比皆是。而办法政学堂,由官方翻译、出版各种宪政和法律书籍,宣传选举的必要和办法,如此等等实际上成为批判专制、提倡民主的教育。

例如,广州《时敏报》不是什么革命报刊,1904年11月它发表文章说:“近今评论家有曰:中国之专制一日不变,则革命之风潮一日不息。旨哉,言乎!……吾闻是言,为之更进一解曰:中国之专制不变,则新政不能大行。然则中国而不欲兴则已,中国而果欲兴耶,舍立宪法其曷以哉?”(《立宪法议》,《东方杂志》第1卷第12期第166页,转载自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六日《时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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