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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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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世纪中国的开端,是以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等奇耻大辱过后的清末新政为标记的。近年,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的史家冲破意识形态束缚,走上冷静、客观从学术角度研究这一重大事件之路,写出了一批高水平的专著。他们分别确认:“这次新政是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方面较大程度改革旧的封建体制,推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20世纪中国的开端,是以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等奇耻大辱过后的清末新政为标记的。近年,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的史家冲破意识形态束缚,走上冷静、客观从学术角度研究这一重大事件之路,写出了一批高水平的专著。他们分别确认:“这次新政是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方面较大程度改革旧的封建体制,推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第25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武汉。)“单纯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存在,民主政治及有关法律有些在试行,有些在准备和确立之中,整个政治制度正在向资本主义近代化演变迈进。”(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57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
清末新政(1901-1911)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非常可贵的开端,最值得重视的是它提供了一个东方传统中世纪社会现代社会转型的典型。无论其成就或失败,都蕴藏着足以启迪后人的东西。
窃以为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经济自由。这样说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是传统或中世纪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由
中国人获取自由是由经济领域开始的。就传统经济领域而言,中国人当然可以经营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可是有个障碍迎面而来:财产所有权的限制。《大清律》承袭传统,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居丧则兄弟犹侍乎亲也,若遂别立户籍,分异财产,均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财。”(沈之奇:《大清律辑注》第215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北京。)这是严重压抑经营积极性的规定。
更为严重的是清政府为新经济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突出的表现是办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业一律实行批准制,往往相应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
例如,19世纪国际贸易的主导商品是纺织品,它和鸦片是19世纪中国外贸入超的主要因素。为与外商争利,70年代开始朝野有关人士就着手筹办纺织厂。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开车生产,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厂,从1876年李鸿章批准筹办起算,几经折腾,整整历时14年。1880年,为办这么一个厂,李鸿章特地上奏并经皇帝批准给予该局十年专利,“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1888年张之洞在广东筹设织布官局,不得不致电李鸿章协商:“阅《申报》载,上海布局经尊处奏准‘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消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给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至侵沪局之利。望速电复。”(张之洞:《致天津李中堂》,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张文襄公全集》卷131。)李鸿章的答复是:“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李中堂来电》,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同上。)照“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双方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李鸿章张之洞是当时权势最大的两位总督,在人治社会官场文化的氛围中,矛盾顺利化解了。
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其他人办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郭嵩焘是大清帝国一位驻外使节,二品大员,黯然回国退休后,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到这么一件事:“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焘出面筹办的,已筹集资本两万余,这个航运公司还是办不成!(《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240-241页,岳麓书社1984年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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