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与外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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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王振深得明英宗的信任,他能左右皇帝的决策。正统十四年他怂恿英宗轻率地御驾亲征瓦剌,酿成了“土木堡之变”,官军死伤十余万,其中包括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及兵部尚书、吏部侍郎、刑部侍郎等高级官员五十余人。王振也在战乱中被一位非常气愤其行径的将军杀死。——这是明朝立国以来最大的耻辱,是明朝由盛变衰的转折性事件。
后宫VS宦官 以毒攻毒?
明代有四个著名的宦官:郑和、王振、刘瑾、魏忠贤。除了七下西洋的郑和谨慎本分外,其他三人都是弄权的高手。
王振深得明英宗的信任,他能左右皇帝的决策。正统十四年他怂恿英宗轻率地御驾亲征瓦剌,酿成了“土木堡之变”,官军死伤十余万,其中包括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及兵部尚书、吏部侍郎、刑部侍郎等高级官员五十余人。王振也在战乱中被一位非常气愤其行径的将军杀死。——这是明朝立国以来最大的耻辱,是明朝由盛变衰的转折性事件。
而在英宗继位不久后,王振差点被剪除掉,如果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土木堡之变”,也不会有英宗重新掌权、囚禁了代宗的“夺门之变”,明朝也不会因此而元气大伤。
王振弄权的危害,大臣们早就看出来了,但无可奈何。因为他动辄就搬出皇帝来,打压诸大臣。正统元年(1436年),小皇帝刚登基,王振为了让各位大臣害怕自己,杀鸡给猴看,首先拿兵部尚书王骥开刀。当时王骥和侍郎商议边塞事务,五日内没有奏报英宗,王振唆使英宗召见王骥,当面训斥:“你们这些人欺负朕年少无知吗?”将尚书和侍郎逮捕下狱。这一招一下子就震住了文武百官。
对有皇帝撑腰的王振,为人臣的没有什么办法,要治他,必须找出一个皇帝害怕或有所顾忌的人才行。那么只能是皇帝的妈妈或者奶奶了。当时仁宗的正宫张氏还在世,被尊为太皇太后这个太皇太后并不贪图权力,将政事都委托给内阁。当时内阁主事的是经历过永乐、洪熙、宣德朝的元老“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忠心耿耿,勤于王事。有一次太皇太后王振内阁问一件事,杨士奇还没有交出商议结果,王振就擅自做出了决定,气得杨士奇三天不上朝。太皇太后很恼火,看出了王振的野心,决定除掉这个大明的隐患。
一次,当着皇帝内阁的五位大臣太皇太后让人把王振叫来,对他说:“你侍候皇帝起居,很不守规矩,今天当赐你死。”宫中的女官已经把刀刃搁在王振的脖子上了。皇帝和五大臣跪下来求情,并承诺以后不许王振干预政事。王振这才死里逃生。
太皇太后死后,就没有人约束王振了,他日益跋扈,英宗自己尝到了被敌人俘虏的苦果。
明代多宦官之祸,而无后宫外戚之殃。从洪武朝的马皇后开始,大多数皇后、太后能守本分。这位太皇太后也是恪守本分的典范,宣宗去世后,有大臣请她垂帘听政,她说,“不要坏了我祖宗之法”,可谓见识不凡。
垂帘听政是后宫干政的最高形式,自然不值得提倡,其祸患无穷。清代那拉氏秉国几十年,就是很好的证明。然而容我做一个假设,如果英宗时,太皇太后真的垂帘听政了,也许更方便诛杀王振
如此说,并非说垂帘听政是应当的,而是在专制的皇权社会,要对付一种病态的权力,必须利用另一种病态的权力,如医术中的“以毒攻毒”。舍此以外,别无他法,因为皇权社会不是民主社会,它没有建立一种权力制衡的良性体制。这一点在汉末显现得更突出,一会儿是外戚后宫联合起来,为保护自己的家族利益,将宦官杀掉;一会儿又是宦官挟持皇帝,将外戚灭族。
至于五大臣也跪请太皇太后王振一条生路,并非他们同情王振,或者和王振有不浅的交情。这五大臣中就有被王振气得罢朝的杨士奇,他当然知道这个宦官太不安分了。他这样做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他巴不得王振马上死翘翘,可是他又知道皇帝格外地喜欢这个太监。如果他毫不犹豫站在太皇太后一边,促使太皇太后结果了王振的性命,固然是为大明江山,可是他们知道太皇太后风烛残年,一旦去世,权力都归了皇帝皇帝会报复当年赞成杀王振大臣及其家人。
清代的学者夏燮就此议论道:“(三杨)私意揣摩若此,又奚有于王振乎(和王振有什么区别呢?)”
我认为要人不顾身家性命去考虑大明江山这个“大局”,有点苛求,因为皇帝未必领情。两害相权取其轻,人家首先想到自己以后的安危,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专制社会里,以毒攻毒,为人臣者为自己安危着想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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