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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加入义和团(拳)的真实历史逻辑-义和团是真正反压迫的

作者:网友 来源: 浏览次数:0 评论:
导读:传统历史教科书过分注重强调义和团运动晚期打出来的“扶清灭洋”旗号,进而赋予其“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光环。近年来,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媒体界,这种光环已经非常黯淡。如学者秦晖即曾说道:“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两百来人吧。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
目录
确实如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义和团的主要攻击对象是本国“教民”
教民之所以成为义和拳主要攻击目标,与他们已蜕变成凌驾于普通乡民之上的特权阶层有关
乡民乃至地方望族在日常生活中饱受教民欺凌,常因小事被迫“办酒席”向教民赔罪
相当一部分乡民和望族受教民之欺后,选择“请来了义和拳”
教民欺负乡民的特权来自朝廷文件,教民中的坏人“不多,也不少”
大部分选择成为“教民”的乡民,并非因为信仰,而只是出于现实利益考量
在政府力量未介入前,义和拳局限于在本乡本土活跃,其纪律相当之好
运动晚期,大饥荒造就大批流民游民,为活命加入义和团,制造了许多打砸抢烧事件
义和拳的本质,是乡民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为维护自身利益的不得已之举
结语
爱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誓死忠于大清”之类抽象的口号,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过义和团(拳)民们的内心。这些底层民众加入义和团(拳),有他们自己的另外一套利益逻辑。后世之人乐此不疲地拿“非理性暴民”、“爱国贼”一类的帽子戏谑、嘲讽这些义和团(拳)民,却对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以及因这种痛苦而形成的真实历史逻辑毫无感知,实在可悲。

确实如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义和团的主要攻击对象是本国“教民”

传统历史教科书过分注重强调义和团运动晚期打出来的“扶清灭洋”旗号,进而赋予其“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光环。近年来,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媒体界,这种光环已经非常黯淡。如学者秦晖即曾说道:“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两百来人吧。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
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始自50年代,持续到80年代,访问了大量亲历过义和团时代的老人,积累访问资料百余万字)也能证实,义和团的主要攻击对象确实不是洋人,而是本国“教民”:
“他们光跟奉教的作对,不碍穷人事,也不抢财主,只要不奉教,义和团就不管,他们吃的抢的是奉教的东西。有时候,他们抢奉教的,财主们吓得也给送礼。”(平原县王庙公社郭庄,郭丙富,76岁,1960年2月28日——编辑注:此系受访者受访的时间和当时的年龄、姓名、籍贯,下同)“参加神拳的都是些劳动良民,他们光找信教的,对老百姓不怎么着。”(东阿县姚寨公社小街子村,王玉理,84岁,1966年2月19日)“我十二三岁的时候,从平原、禹城传来义和拳,我庄也学起来了。我庄学拳的有十几个人,目的不是为了杀富济贫,而是要忠厚老实,以抵抗奉教的。”(商河县胡集公社谢家村,李元昌,80岁,1965年12月29日)
类似的记载在百余万字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中比比皆是,而提及义和团直接攻击洋人者则极少。受访时间集中1960年代,受访者当时大多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因为年龄的缘故,并未经历过官方教科书的洗礼,故其所言,具备相当的可信度——如许多老人提到外国神甫都说好,按当时的官方宣传,其实是不能说好的。

教民之所以成为义和拳主要攻击目标,与他们已蜕变成凌驾于普通乡民之上的特权阶层有关

千万底层乡民,为什么会选择参加义和团去“打砸抢烧”那些“教民”同胞?大陆历史学者侯宜杰2010年在台湾出版《神拳——义和团的真面目》一书,引起很大关注,其给出的答案是:“恩格斯指出:‘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鄙俗的贪欲’就是对义和团‘起推动作用的灵魂’。只因烧杀抢掠、绑票勒赎向为社会所不齿,并为历代官府所不容,义和团的头目们害怕清政府派兵剿灭,才利用当时部分平民仇恨洋教的情绪,特创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这个答案,其实代表了近些年来知识界、舆论界对义和团成员行为的某种共识。但考之史料,这个“共识”是错误的,甚至是荒唐的、荒谬的。作为一名资深历史学者,侯宜杰先生不应该无视这些历史资料:
“教民完粮、完银与非教民一样,但杂税、杂役比非教民少。教民与非教民有纠纷时,非教民怕教民,不敢与教民争吵,处处要躲着点。黄六爷动员孙地主入会信教时说,在教吧,在教后有点什么事也不怕了,有事时我给你应着。在平时孙家也受点教民的挟制,所以也挂了个名。平时教堂里人也向非教民宣传说,信教好,有天主保护,死后能上天堂等。但贫民认为没有好处,一天还要三次去念经,所以不愿在教。”(单县龙王公社黄楼,孙福超,81岁,1960年3月4日)
“我有三亩地跟奉教的挨着,他不让从地里过。要从他地里走就得给他点什么东西,不给东西就不能过。逼得没有办法,不卖不行,我就卖给他了,三亩地共卖了240吊钱。那年这里的一般地价是一亩地120吊,咱只得算80吊一亩卖给他。奉教的可欺负人啦,比方说咱地里栽了树,树荫子伸到奉教的地里,奉教的就说:“这树有我的。”就得平半分。打官司人家到衙门里去,拿出“领票”,县官也不敢惹。咱还得站在外边等着什么时候传,才能进去。咱说么县官也不听,光听奉教的话。”(临邑县宿安公社刘家寨村,樊胜德,78岁,1965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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