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错误三:河南老百姓从未选择当“亡国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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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上面已经提到,老百姓并没有选择当“亡国奴”,他们一方面慰问国军,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民团和百姓解除国军武装后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并非如刘震云所说自愿供日军驱使。即便是在国军与日军激战时,豫西百姓也积极配合守军
上面已经提到,老百姓并没有选择当"亡国奴",他们一方面慰问国军,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民团和百姓解除国军武装后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并非如刘震云所说自愿供日军驱使。即便是在国军日军激战时,豫西百姓也积极配合守军。如当时驻守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军纪较好,老百姓积极配合当时的守军抗击日军,据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
"洛阳以东本军防区内军民融洽,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有数日战事激烈,伤兵众多。妇女协助运送(后运百里至白马寺医院)。故能保守阵地,完成任务者人民之助力甚大也。及西退时,出我防地,截然不同。军民平时交恶,战时更甚,人民望见军队即逃避一空,不惟设营、食粮种种困难,即觅一向导亦极不易。到新安西南赵峪等处,奉命令留第九十六军在彼率,第三十八军至宜阳之韩城镇。此时各友军多已溃乱,又奉命令集结本军在韩城镇,掩护各友军转进。所幸地方人民知系本军,皆各回来,军食有着。民众武力聂玉堂、聂振寰等人枪数百,协同作战,助力亦甚大。(孙蔚如《豫西战役》,摘自《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P338)
正如后来河南参议会发的通电中说:"人民袭扰各军,何以不袭扰第四集团军,且帮助之,非纪律不良有以致之,即自己战败而委过于人民"(孙蔚如《豫西战役》,摘自《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P338)。可见,并非百姓不助国军抗日,而是汤恩伯部祸害河南百姓,平常如此,战时也如此,战败时更甚,这让在乱世求存的老百姓不得不抗击国军恶行。
此外,日军在豫西豫南并没有像刘震云想象的那么仁慈,其烧杀抢掠残忍如常,这方面的材料随手可得,在此不予赘述。即便在赈灾方面,日军也并非刘震云想象的救世主形象,对此,历史学者黄道炫先生在《日军拯救了河南人民:刘震云的心灵幻象》中说的很清楚:"灾民要想向这些地区(日占区)流动,日军是不会容忍的。要知道日军对付灾荒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将灾民往国、共控制区域内驱赶,同时严禁灾民向日军后方流动。当时,被驱赶、逃荒进入中国政府控制区域的灾民不下300万人。刘震云所描述的灾民的惨状,其实有相当部分就是他所说的拯救者造成的。"
还必须说明的是,日军之所以能打败国军,实在不是因为刘震云所说的什么"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这种说法稍微翻翻战史就知道有多荒谬,此处不再赘述。
结语1、国军被缴械,主要是地方割据武装、土匪等所为,与老百姓关系不大。即便有百姓参与,也大多是被地方割据武装胁迫,或国军败退时劫掠过甚,百姓不得不自卫。与刘震云所谓"帮助日军"完全无关。而地方割据武装、土匪参与缴国军的械,则主要是为了趁火打劫壮大自己的实力。
2、河南的老百姓并非如刘震云所言自觉选择当"亡国奴",会战初期老百姓的抗日热情很高,只是后来被汤恩伯部溃军祸害,部分地区逐渐对国军丧失信心。
3、国军被缴械与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并没有直接关系,武断的将大饥荒与缴械联系在一起,非说河南百姓因国民政府漠视大饥荒,故转而"帮助日军",并无实证资料,纯属想当然尔。
4、无论在国统区、地方割据武装控制地区,还是在日占区,百姓(农民)的生命财产皆如草芥一般,时时刻刻都在被劫掠、被残害,深受其苦。百姓(农民)已受此涂炭,还要被作家们强行扣上"亡国奴"、"汉奸"的帽子,历史公正何在?
5、一个如此复杂的历史事件--参与者众多且性质各异,目的各异,结果各异--却被简化成:国民政府漠视大饥荒→日军发救济粮→所以老百姓日军国军--多样的原因被单一化;多样的参与主体被单一化;多样的事件性质被单一化。这种不顾一切的单一化,其逻辑之荒谬,历史观之不负责任,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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