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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传承-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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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51年,郭士杰的《日寇侵华暴行录》由联合书店出版。作者收录的日军暴行比较广泛,如潘家峪惨案、平阳惨案、扬州万福桥惨案、重庆大轰炸、毒气战、细菌战、无人区等,“南京大屠杀的惨痛回忆”位居篇首。其中,作者根据当时报刊上的记载,对南京大屠杀重新进行了整理,以‘灾难的开始’、‘杀人的比赛’、‘妇女的仇恨’、‘不屈的人们’等4个标题,记述了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简要通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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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知识分子整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
幸存者试图摆脱政治讲述惨案,历史记忆在口耳相传中延续
政府应对:日本篡改南京大屠杀历史后开始重视

60年代知识分子整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

尽管对南京大屠杀研究受到诸多限制,但是民间依然以自己方式拯救这段历史。从60年代初期开始,知识分子便开始着手编辑和整理南京大屠杀历史资料。
“1951年,郭士杰的《日寇侵华暴行录》由联合书店出版。作者收录的日军暴行比较广泛,如潘家峪惨案、平阳惨案、扬州万福桥惨案、重庆大轰炸、毒气战、细菌战、无人区等,“南京大屠杀的惨痛回忆”位居篇首。其中,作者根据当时报刊上的记载,对南京大屠杀重新进行了整理,以‘灾难的开始’、‘杀人的比赛’、‘妇女的仇恨’、‘不屈的人们’等4个标题,记述了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简要通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
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部分教师生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调查,翻阅了相关档案资料,收集了相关的照片,走访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见证人,编写了一本约7万字的小册子《日寇在南京大屠杀》,《人民日报》为此作了报道。1962年,适逢南京大屠杀25周年之际,对初稿进行了审定和增补。196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计划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11月,江苏新华印刷厂编排印刷出清样稿,但最后因故未能公开出版。这是建国以后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本研究著作。” (《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1937—1985)》、刘燕军,《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幸存者试图摆脱政治讲述惨案,历史记忆在口耳相传中延续

虽然南京大屠杀历史被扭曲,进入大多数民众的记忆里头,但仍有部分幸存者和遇难者的家属、后代试图摆脱政治诉说这段历史,将这段历史记忆延续下去。
“幸存者姜根福原姓徐,大屠杀期间,他的母亲被日本兵枪杀,弟弟被摔死,二姐被刀劈,父亲被抓走,他后来被姜姓人家收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姜根福作为南京市工农讲师团的一员,经常到学校、机关演讲。对于中日友好,姜根福一开始并不认同。又一次,领导让他给来访的日本人作报告,他不肯。党委书记找他谈心,他依然不肯去,姜根福说:“我见到日本人就气。我恨他们”。党委书记最后以“共产党人要听党的话”要求他,他这才放下个人恩怨,去接待日本朋友。”(《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1937—1985)》、刘燕军,《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政府应对:日本篡改南京大屠杀历史后开始重视

从80年代开始,日本美化侵略战争的思潮开始蔓延。1982年6月,日本发生了教科书事件。一套对日本侵略史实有多处篡改的中学教科书通过日本文部省的审定。书中将日军“侵略华北”写成了“进入华北”,将南京大屠杀原因归结为“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教科书事件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受教科书事件的刺激,中国政府开始重视日本侵华罪证的收集工作。南京市开始了建国以后首次文物普查,日军当年进行集体屠杀遗址和遇难同胞丛葬地是普查工作的重点,位于江东门的“万人坑”遗址被作为文物保护起来。1984年,在南京市政府的推动下,首次组织、大规模地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与见证人进行了普查,在短短数月内,共查出幸存者、目击者、受害者1756人。其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照片集》、《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等大屠杀资料和专著相继出版。1985年,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立。(《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1937—1985)》、刘燕军,《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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