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主义进入云南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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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红军主力,即中央直属队,第一、三、五军团,穿过从南面的南盘江到北面的盘县附近共一百二十英里宽的地带进入云南
十七章 金沙江畔
云南府,现名昆明,是个宁静的城市。在这座省城小小的法国区内,离火车站不远的一条偏僻的小巷里有一座小楼,那是法国体育俱乐部的所在地。楼前有两个水泥地网球场,来打球的人可以坐在舒适的走廊里,喝一杯佩诺德酒或加苏打的威士忌,等着轮到自己上场。
法国体育俱乐部是当地外国人活动的中心。里面没有酒吧,但是有一位中国服务员,他认识每一个人,不用吩咐、就会端来黑醋粟酒或调好的杜松子酒。这里没有烈性威士忌,只有苏格兰威士忌。可以要葡萄酒,但要葡萄酒的人不多。
外国人一般下午到法国体育俱乐部来,打网球,玩桥牌,打麻将,同时喝点酒,交换一下当天的马路新闻。他们当中的常客你一扳指头就能算出来:法国总领事和他的两位副领事,英国和美国领事以及他们的助手,中国海关署的美国署长,负责邮政的法国人和负责食盐专利的法国人。一九三五年新来了一位日本领中,但他既不懂法文,也不英文,所以很少露面。
这个偏僻的中国西南角还住着--些其他外国人。其中有基督教男青年会的罗杰·阿诺德;脾气古怪的美国博物学家约瑟夫·洛克博士;几个法国商人;四个希腊旅馆老板;几个美国传教士,其中多数人属于规模较小的教会。有一个传教士家庭有十二口人,不得不依靠乞讨为生。
三十年代初,昆明有十万人口。整个城市带有淡淡的法国色彩。在一九零零至一九一零年期间修成的窄轨铁路把昆明同北越的河内(当时称东京)和海防连接了起来。市中心有几条林荫道,两旁种着法国梧桐树( 中国人至今仍然把它们叫做法国梧桐 )。火车站周围是法国"区",有几家希腊人经营的小旅馆,还有几个从河内或西贡来的法国商人或法国--希腊商人开的铺子。当时云南被称为法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晚,年轻的英国副领事赛伊·卡尼正同年轻的美国同行约翰’谢伟思及其夫人卡罗助共进晚餐。两周来,他们不断听到有关共产党的传闻。红军在邻省贵州十分活跃。从贵阳来的旅客带来了打仗的消息。这几天,外国传教土也因害怕"赤匪"迫近,纷纷离开贵州,逃来昆明。
传说要外国人掀出昆明。卡罗琳·谢伟思已经把贵重物件装人一个箱子,其中有从蒙哥马利,沃德商场买来的婴儿衣服(她的第一个孩子将在七月份出生),结婚时买的银器和谢伟思的金表。因为近来谣传减少了一点,所以她装箱还没有完毕。但是四月二十九日那天晚上,卡尼副领事去谢伟思家时一路上频费周折,所有的人力车都被当地军队征用去运输沙袋和弹药。一路上巡逻的士兵多次拦住他,要他别在街上行走。士兵在主要街道和南郊高级住宅区的一个外国人称之为匹克迪利广场的地方用沙袋等筑起街垒。卡尼决定在谢伟思家过夜,免得回家还要穿过这些路障。
深夜二时,有人砰砰地敲谢伟思家院子的门。美国领事阿瑟·林沃尔特派人送来一张便条,报警说城东八英里一个叫大板桥的地方发现三千名共军,后面不远还有七干名共军。法国人准备了一列专车,准备把外国妇女和儿童疏散到东京(河内)。火车定于早晨七时四十四分离开车站。
于是,谢伟恩和卡尼天没亮就在昆明市里奔走,把消息告诉那些传教士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外国人。一清早,卡罗琳·谢伟思带着她的那只箱子( 从此她再也见不到谢伟思那块金麦了 )和装在藤篮里的两只逼罗猫上了火车。她决心设法把这两只猫送到上海她婆婆那儿去。火车上挤满了人。同车的还有一位孕妇。昆明市所有的外国妇女和儿童都上了车。洛克博士也在车上,他考虑到由于他身体虚弱,他的书籍和文物又是无价之宝,所以决定这次拿着所能带走的东西一起离开昆明。火车在滂沱大雨中扑哧扑哧地向北越的东京开去。
昆明对"赤匪"的恐惧不亚于贵阳,所不同的是昆明的防卫能力更为虚弱。市内只有五百名当地的民团。如果共产党想拿下昆明,他们完全可以不战而胜。
但是共产党并不想占领昆明。他们只想使蒋介石和云南军阀龙云调回更多的军队保卫昆明,如同蒋介石以前抽调滇军去保卫贵阳那样、毛泽东蒋介石故伎重演,而蒋介石则象巴甫洛夫训练出来习惯于条件反射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蒋介石果然从金沙江附近撤回三个团到昆明,一下子使金沙江变成了几乎是不设防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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