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西安事变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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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山城堡战斗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直接促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山城堡战斗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直接促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九一八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激化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特别是加强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工作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内,这项工作是由毛主席直接领导的。

  瓦窖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时,由于蒋介石还没有明确的抗日表示并且正继续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军事“追剿”,所以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是“抗日反蒋”,而把工作重点放在有可能联合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方面。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包括释放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回洛川等,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初步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秘密协议,开始形成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的新格局。

  这时,南京政府也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同中共接触,他们的代表来到陕北。毛主席、张闻天等向他们提出了五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①

  一九三六年三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毛主席作报告。他指出:在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已发生分化。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争取民族改良主义者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他特别指出:“东北军之特点:失掉土地,因此其抗日情绪高,愿与我们合作。”对张学良要实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可以派出全权代表同张学良直接谈。不管任何派别,都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而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报告提出,军事谈判集中于军委,政党谈判集中于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②会议一致通过毛主席的报告。会议决定派周总理为中共全权代表赴延安同张学良会谈。

  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也在逐渐张闻天、毛主席、彭德怀给博古转周继吾的信,1936年3月4日。发生变化。四月九日晚,毛主席、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③现在保存下来的电稿后面有一个注:“此电刚发,接到洛甫来电,所说立场同意”。就在同一个夜晚,周总理在延安同张学良会谈。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当张学良提出“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时,周总理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表示愿意听一听张学良的意见。张学良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觉得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蒋的错处在于他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周总理听完后,对他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并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以后,再作最后答复。张学良高兴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④可见双方在新形势下对这个问题已有了大体相同的认识。

  红军东征胜利回师,五月五日,毛主席、朱总司令联名向南京政府和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⑤通电没有再提“讨蒋”、“反蒋”的口号,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且将旧称“蒋贼”改为“蒋氏”,这一字之改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五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军事报告讨论的结论时,再次强调:“东北军工作要加紧做”,“东北军工作首先是政治上团结。”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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