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的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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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一
  一

  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

  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原是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倘不是毫无常识的人们,似乎决不至于还会说费话。然而在上海报(我记不清楚什么报了,总之不是《新申报》便是《时报》)上,却又有伏在暗地里掷石子的人来嘲笑了。他说,做新文学家的秘诀,其一是要用些“屠介纳夫”“郭歌里”〔2〕之类使人不懂的字样的。

  凡有旧来音译的名目:靴,狮子,葡萄,萝卜,佛,伊犁等……都毫不为奇的使用,而独独对于几个新译字来作怪;若是明知的,便可笑;倘不,更可怜。

  其实是,现在的许多翻译者,比起往古的翻译家来,已经含有加倍的顽固性的了。例如南北朝人译印度的人名:阿难陀,实叉难陀,鸠摩罗什婆〔3〕……决不肯附会成中国的人名模样,所以我们到了现在,还可以依了他们的译例推出原音来。不料直到光绪末年,在留学生的书报上,说是外国出了一个“柯伯坚”〔4〕,倘使粗粗一看,大约总不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爷柯仲软的令兄的罢,但幸而还有照相在,可知道并不如此,其实是俄国的Kropotkin。那书上又有一个“陶斯道”〔5〕,我已经记不清是Dostoievski呢,还是Tolstoi了。

  这“屠介纳夫”和“郭歌里”,虽然古雅赶不上“柯伯坚”,但于外国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个《百家姓》里所有的字,却几乎成了现在译界的常习,比起六朝和尚〔6〕来,已可谓很“安本分”的了。然而竟还有人从暗中来掷石子,装鬼脸,难道真所谓“人心不古”么?

  我想,现在的翻译家倒大可以学学“古之和尚”,凡有人名地名,什么音便怎么译,不但用不着白费心思去嵌镶,而且还须去改正。即如“柯伯坚”,现在虽然改译“苦鲁巴金”

  了,但第一音既然是K不是Ku,我们便该将“苦”改作“克”,因为K和Ku的分别,在中国字音上是办得到的。而中国却是更没有注意到,所以去年Kropotkin死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上海《时报》便用日俄战争时旅顺败将Kuropatkin的照相,把这位无治主义老英雄的面目来顶替了〔7〕。

  十一月四日。

  二

  自命为“国学家”的对于译音也加以嘲笑,确可以算得一种古今的奇闻;但这不特是示他的昏愚,实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惨。

  倘如他的尊意,则怎么办呢?我想,这只有三条计。上策是凡有外国的事物都不谈;中策是凡有外国人都称之为洋鬼子,例如屠介纳夫的《猎人日记》,郭歌里的《巡按使》,都题为“洋鬼子著”;下策是,只好将外国人名改为王羲之唐伯虎黄三太〔8〕之类,例如进化论〔9〕是唐伯虎提倡的,相对论〔10〕是王羲之发明的,而发见美洲〔11〕的则为黄三太。

  倘不能,则为自命为国学家所不懂的新的音译语,可是要侵入真的国学的地域里来了。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12〕,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13〕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而他的序文中有一段说,“案古简所出为地凡三(中略)其三则和阗东北之尼雅城及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

  这些译音,并不比“屠介纳夫”之类更古雅,更易懂。然而何以非用不可呢?就因为有三处地方,是这样的称呼;即使上海的国学家怎样冷笑,他们也仍然还是这样的称呼。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沙士比亚〔14〕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书来了。所以真要研究国学,便不能不翻回来;因为真要研究,所以也就不能行我的三策:或绝口不提,或但云“得于华夏”,或改为“获之于春申浦畔”了。

  而且不特这一事。此外如真要研究元朝的历史,便不能不懂“屠介纳夫”的国文,因为单用些“鸳鸯”“蝴蝶”这些字样,实在是不够敷衍的。所以中国的国学不发达则已,万一发达起来,则敢请恕我直言,可是断不是洋场上的自命为国学家“所能厕足其间者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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