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刘少奇年谱(1937-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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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37年三十九岁  1月1日撰写《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一文,署名K.V.,发表在一月十五日出版的《火线》第六十九期上。文章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坚持进行内战,对日投降
1937年三十九岁

  1月1日撰写《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一文,署名K.V.,发表在一月十五日出版的《火线》第六十九期上。文章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坚持进行内战,对日投降退让的政策,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可以成为全中国大局好转之关键。目前我们的方针,就是要援助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并加强各方面的抗日运动与力量,以争取和保证各项抗日救国的基本政策之执行。

  1月7日电告张闻天:“我们准备使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各实力派督促南京实行对外抗战、对内民主等条件,并发动各地群众向三中全会请愿”。

  1月13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进驻延安。

  1月19日致电中共中央:“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十分慌乱。蒋嫡系部队一时不能集中,现正全力收买、破坏张、杨部下。”“目前中心任务是巩固扩大西安起义胜利。”

  1月23日致电张闻天:建议针对西安事变后社会上反对共产党的种种口实,中央发一宣言和负责申明。

  1月25日致电周总理,提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工作意见:“(一)援绥募捐运动应普遍深入到各地各方面。(二)且要进一步批评晋绥当局之不积极,仍只处防御,而应采取进攻战略。(三)要求冀察出兵察北。(四)要求南京政府派军队、飞机北上,对日宣战,停止中日会谈。(五)组织义勇军,动员群众去前线。(六)号召民众对日绝交,援沪日厂罢工,不给日本人作事,抵制日货,使抗战不限于局部。”

  1月30日撰写《论左派》一文,发表在一月三十一日出版的《火线》第七十期上。当时,北平学生运动领导核心中出现了以徐芸书为代表的右的错误倾向。他们主张取消统一战线中的左派和右派,实现抗日救亡运动的“无条件的统一”,认为发展和加强左派力量,就会妨碍与破坏统一战线。文章批评了这些错误观点,指出:统一战线不是清一色的组织。它是由各党各派,各种信仰不同、主张不同的团体组织而成的。统一战线内部的各分子,一方面有共同的主张和要求,但同时还有各种不同的主张和信仰,他们的觉悟程度不同,为民族解放而斗争之英勇与坚决的程度也不同。所以,在统一战线内部,必然有觉悟的、先进的、能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左派分子或左派团体,也有动摇不定的中派分子和中派团体,还有准备中途叛变或企图停止民族解放斗争的右派分子和右派团体。因此,在统一战线内部各派之间的斗争和争执,是不能免的。这种斗争与争执的中心,是为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文章认为,在统一战线内部,团结先进的觉悟的左派分子,加强左派的力量,使左派成为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坚和支柱是异常必要的。先进的觉悟的团体和个人,一方面要坚决和各党各派,各种不觉悟的落后的群众进行统一战线,但另一方面决不要将自己溶解于统一战线中,取消自己的独立,而必须使自己更加团结,更加强大,更加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

  2月20日给张闻天写信,结合自己从事工人运动的经历,谈了对大革命历史教训的看法。信中说:“西安少壮军人的‘左’倾暴动,及西安群众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关于这种错误的根源,我愿意在他的历史根源上提起你的注意。我们关于一九二七年前中国大革命的教训,我都是同意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认为在一九二七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这一点我提出过很多次,也是很多次被当作机会主义来批评过我的。然而我的意见至今还是保留着。而且我认为与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特再一次向你提出。我现在只说过去的工人运动。无疑的,一九二七年前,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作得不够,不周到,尤其在工人立法方面,全无建设,是属于右倾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在工人运动中就无‘左’倾。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大革命的失败,无疑是由于右倾的错误,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的。这种‘左’倾错误,至少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右倾,正如西安的‘左’倾错误要帮助右派一样。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即不承认过去有‘左’倾错误,批准过去一切的‘左’倾错误,认为这些‘左’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独不应纠正,还应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说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同志,十年来的这种教训,今天有人拿到西安的群众运动中来执行,你能说他不对吗?我想在研究西安的‘左’倾错误时,应提到十年来我们对于历史教训的问题。这个历史教训深入每个人的思想中,如果不正确解决的话,那以后的问题还正多哩!”这封信分析了“左”倾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发生的原因,着重指出:“本来在革命胜利时,容易犯‘左’倾错误,在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容易犯右倾错误。然而在我们中国相反,胜利时犯右倾错误,失败时犯‘左’倾错误。这中间有些不自然的故意做作,比如有些同志害怕犯右倾,故意要‘左’一点。这不只是‘下级同志’如此,‘上级同志’也如此,我也常如此。反对‘左’倾的话,故意不说,不敢说,对‘左’倾故意不反对、不打击等。在革命胜利时,要领导群众前进,那不是困难的事,那是最容易的事。最困难的是当时形势不容许工人部分的过于前进、而这部分工人硬要盲目前进、要工人服从整个策略。”文章强调:“革命高涨又将到来,统一战线策略又正采取,所以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实有必要。”这封信刊登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版的《火线》第七十二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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