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蒙古人民所作的贡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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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忽必烈计划使用新的官方文字帮助他统一他的帝国版图,并维护他天下共主的地位。他打算抛开当时已有的两种文字系统,即汉字和畏兀儿文字,另起炉灶。汉字和畏兀儿文字是前任大汗们一直使用的两种文字,但是从音韵学的角度来看,两者都不能令人满意。然而,忽必烈并非因为这些技术上的不足而反对使用它们。作为一个多民族杂居、多种语言并存的帝国之君,忽必烈需要一种可以记录各种不同语言的文字。简而言之,他希望创造出一种普遍通
目录
新书面语言的创造
元曲及其他艺术形式字体
手工艺字体
保护蒙古文化遗产字体
阿合马和财政困难


关于元曲的社会意义的传统看法后来受到了质疑。传统的解释一般把元曲发展的原动力归功于科举考试的废除。由于失去了通过科举考试向上晋升的重要社会渠道,中国知识分子转向了其他文化追求,包括戏剧创作。由于他们读书做官的抱负受到阻碍而无法实现,他们便利用他们的渊博知识和文艺才能从事戏曲创作。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过去不能从政的专业剧作家在元曲中留下了他们的印记。剧作家们不再受到科举考试和儒家思想的束缚,因此在作品中反映了不同的主题。 

元曲还大量使用口语。一位17世纪的批评家这样说道,"元曲剧作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即总是使用粗俗语言),这个缺点源于他们对人为雕琢的纤细风格的矫枉过正。"但是这位批评家没有认识到,口语语言已经越来越成为剧作家创作的自然风格。专业剧作家更精通白话,甚至连官员也使用口语。既然忽必烈和蒙古人要求官员在工作中使用口语,那么,担任官职的剧作家很自然地也就非常熟悉白话,使用起来也很得心应手。从某种意义上说,蒙古人的规定促进了剧作家的创作,并对元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忽必烈和他的蒙古汗廷很少干预元曲的创作,这在一定意义上也促进了元曲的发展。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奉行折中主义,因此剧作家们可以触及各种各样的主题,而不必担心政府的干涉。这使得最近一些中国剧评家认为:"许多公案剧作家描写的罪犯都来自特权阶层,正常法律程序对特权阶层无可奈何,这实际上是对蒙古统治者隐讳的攻击。"但是这种解释似乎也比较牵强,因为批评家"并未提供具体证据支持这种观点"。蒙古人的形象一般并不出现在元杂剧中,他们也没有被象征性地刻画为剥削者。剧评家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元杂剧代表了一种社会抗争,也没有证据显示蒙古人被描写成了压迫者。 

再则,如果反蒙情绪果真在元曲中有所表现,那么忽必烈便可能不会再支持戏曲的发展了,而他大概也不会对此采取仁慈的不管不问的政策。没有证据显示在他执政期间曾经审查过戏剧创作和演出。虽然他可能不会阅读或者书写中文,但是他能理解,也能说这种语言。他命令在他的皇宫中演出戏曲,并且亲自观看过几场,欣赏其中的情节。他并没有干涉或限制剧作家的创作活动。官员们继续支持戏曲,在忽必烈统治的后期,乃至在他的继任者执政期间,杂剧或滑稽剧曾在宫中演出,而杂剧后来还发展成为严肃剧。另外还有一些证据显示忽必烈对戏曲的支持,虽然可能是些题外话,但也很能说明一些问题。那就是最著名的剧作家的背景。许多剧作家的出生地都在真定,而这个地方恰恰是忽必烈以前的封地。元朝最著名的四十五位剧作家中竟然有七位出自真定这个小地方,在数量上仅次于大都,而大都则出了十七位剧作家,居于首位。 

当然,这并不是说,元曲的发展和成功应该完全归功于忽必烈及其下属官员。汉人剧作家及其观众当然对这种艺术创作的贡献最大。但是忽必烈的贡献在于他为元曲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环境,至少他没有试图阻挠元曲的发展。他知道,在汉人心目中,一个好皇帝应该促进这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而戏曲作为一种发展中的中国艺术形式,应该得到扶持。由于忽必烈强调在写作中使用口语,因此,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这种戏曲的发展,因为提倡使用白话正是元曲的特点。小说的发展当然也不能归功于忽必烈,他对当时中国印刷的大量书籍也没有直接襄助。但是,也许可以这样说,和戏曲一样,他的文化和文艺政策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他对口语的强调对小说家非常有利,他们经常在小说中刻画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物。白话的使用使小说家能够再现普通人的话语模式,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更加自由地表达情感。元代实际创作出的小说数量并不多,成熟的小说多创作于后来的明代和清代。 

在忽必烈及其继承者执政期间创作的作品流传很广。在元代,"书籍印刷从数量上看已有了很大增长,但是质量和技术还有待提高"。1269年,忽必烈创办了一个特殊机构,由官方资助印刷书籍。1286年,他又划拨土地给一些学校,将其土地收入用于印刷书籍。印刷书籍的增长为阅读提供了便利条件,为明清文学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汉人对戏曲和小说这种相对比较新的艺术形式,并不像对著名的传统艺术形式如诗歌和散文那样重视,他们也不太愿意把自己等同于剧作家或小说家。诗歌在元代没有达到唐宋时代那样的高度。元代诗歌成就不高,是否因为古典语言这种最佳诗歌表现载体的衰落而造成的,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蒙古人并没有试图削弱或推翻诗歌艺术,但是他们确实遇到了实际困难,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试图理解中国诗歌时存在难以克服的语言障碍。中国诗人所用的古典语言是忽必烈有限的汉语知识所无法理解的。但是诗人在忽必烈及其继承者的宫廷中仍然得到了很好的待遇,甚至连穆斯林诗人,譬如阿里耀卿和他的儿子阿里西瑛,也得到了赞誉。不仅诗歌,甚至连汉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擅长的杂文艺术形式在元代也势微了,不像以往朝代那样吸引有才华的文人。当然,忽必烈的确招募并资助了一批儒士学者名流,比如许衡,也许期望他能写出漂亮的散文,而许衡也确实写出了不少美文。但是,元代散文家所创作的散文在数量上是无法与唐宋时代相提并论的。此时,蒙古统治下的知识分子非常特殊的社会地位可能很不利于产生优秀的散文家。忽必烈和他的蒙古同胞们不懂得这种强调精练语言和隐讳用典的古典杂文形式。也许他们曾试图理解,但最终不得不放弃。他们也没有为诗歌和散文艺术形式提供以往朝代学术精英所需要的适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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