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主文从”背景下的多重变奏: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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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王奇生内容提要 抗战爆发后,在国共两党合作竞争的战略互动下,国民党军队的政工和党务重新恢复。但在“武主文从”的大背景下,文职的政工人员与职业带兵官难相颉颃,政治工作成了军队的附庸,党务又成了政工的附庸。在黄埔系和力行社的参与和长期掌控下
目录
 
一 以党治军的蜕变
二 军队政工与党务的恢复
三 文武关系的变奏
四 政工与党务的困境

 


王奇生

内容提要 抗战爆发后 ,在国共两党合作竞争的战略互动下 ,国民党军队的政工和党务重新恢复。但在“武主文从”的大背景下 ,文职的政工人员与职业带兵官难相颉颃 ,政治工作成了军队的附庸 ,党务又成了政工的附庸。在黄埔系和力行社的参与和长期掌控下 ,政工、党工与特工三位一体 ,更使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蒙上了一层诡异的色彩。同样是“党军”,共产党确实做到了枪由党来指挥 ,兵受“主义”训练。苏联红军政工制度被移植过来后 ,在中国不同政党的运用下 ,竟结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果实。

关键词 文武关系 军队政治工作 国民党党务

五四以后 ,中国人的学习榜样开始由欧美日本转向俄国。“以俄为师”成了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和革命政党热衷实践的目标。在“以俄为师”的大潮中 ,苏俄的“治党”和“党治”体制最受追捧。在学习苏俄建立列宁主义新型政党的同时 ,仿效其“红军”建立一支由革命政党控制的军队 ,也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理想。1920 年代中期 ,在国共两党的努力下 ,以政治工作为特色的苏俄党军制度开始移植于中国南方 ,并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收到了令人惊奇的显著效果。但在北伐结束后 ,军队政工制度随着国共两党的分家而殊途异辙。共产党将其发扬光大 ,国民党将其废弃变易。军队党化 ,本有助于破除北洋以来军队私有化的诸多弊端 ,但军队为政党控制后 ,政党之间的竞争 ,也随之导入武力之途。

政权在不同政党之间的转移 ,最终由枪杆子来决定。不同的是 ,同样是“党军”,共产党确实做到了枪由党来指挥 ,兵受“主义”训练。而国民党则异化为以军控政 ,以军控党的局面。近代以来 ,许多外国的“先进”制度被移植进来 ,其中有不少水土不服。苏联红军政工制度被移植过来后 ,在中国这一相同的“水土”中 ,却结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果实。看来我们不仅要考察“水土”,更要关注“移植者”。

一 以党治军的蜕变


1927 年 6 月 ,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称 ,民国以来的中国政治大势 ,可以归结为“文武主从之争”。社评认为 ,辛亥革命本是文人革命 ,但随后袁世凯凭藉北洋军与孙中山所凭藉的国会相较量 ,最终演化为“武主文从”的局面。而孙中山于 1924 年改组国民党 ,集大权于以文人为核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并借鉴苏俄“赤军”经验建“党军”,以党权制约军权 ,意在恢复“文主武从”的政治。古今中外 ,最难以驾驭的统治机器莫过于军队。

国民党“党军”的建立 ,是中国近代军队建设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军队党化 ,由党来指挥枪 ,是中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晚清民初以来 ,军队沦为私人争权夺利、割土称雄的工具。“党军”的意义 ,意味着以党建军 ,以党控军 ,军队服从党的意识形态 ,党的组织细胞渗透到军队的组织系统中 ,军队设立政治部和党代表 ,文职的党代表和职业军官之间“权”“能”分开 ,从而抑制军权过度膨胀。国民党改组后 ,确曾有过一段“党权高于一切”和“以党制军”的时光。但这局面未能维持多久。北伐打到长江流域以后 ,军权迅速蹿升 ,最终形成蒋介石藉“党军”坐大的格局。南昌与武汉“迁都之争”和“提高党权运动”实即军权与党权的较量。党权本是至高无上 ,既要“提高”,说明党权已受到军权的侵蚀和挑战。当时国民党中央显已感到党有不能指挥枪的危险。

在北方《大公报》报人眼中 ,南方的党权与军权之争 ,实际仍是文武之争。其实当时南方党人内部亦有相似的看法。“四一二政变”发生后 ,当时尚站在武汉国民党左派一方的宋子文 ,最初的反应就是觉得文人被武人制裁了。他亲口对当时一位来华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说:“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 ,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 ! 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被推翻了。”

1927 年 4 月宁汉分裂后 ,南京的军权与武汉的党权公开对峙。未久 ,宁汉合流 ,国民党党权与军权形式上达成统一 ,而潜在的对抗依然存在。此后直至 30 年代初期 ,党权与军权一直处于分裂、对抗和较量之中。其间国民党党统几度分裂。在中央 ,蒋介石挟军权另立中枢 ,与西山会议派和改组派互争正统。在地方 ,北伐完成后养成军人盘据地方之渐。蒋介石在南京 ,冯玉祥在开封 ,阎锡山在太原 ,李宗仁在武汉 ,李济深在广州 ,张学良在沈阳 ,形成各自的军事权力中心。

国民党的党权、军权与政权呈现出四分五裂之象。但最终还是蒋介石以军权裹胁党权 ,建立了一个以党治为表 ,军治为里的政权 ,形成如吴稚晖所称的“党亦交给武装同志 ,权亦交给武装同志”的局面。“汤山事件”之后的胡汉民更愤激地申言:“顾今日中国政治之现象 ,一绝对的军权统治之现象也。枪之所在 ,即权之所寄;政令所由 ,不在政府 ,而在于军事委员长,国计之决 ,不在于党部 ,而在于庐山、南昌之会议。” 中国政局再次演化为“武主文从”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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