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德宗所看重的陆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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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陆贽第一节政治经历  陆贽(754—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十八岁登进士第,任为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尉,可谓少年得志。后又任渭南县主簿、监察御史。唐德宗当太子时就听说过他的名声。建中元年(780)德宗即位,陆贽
陆贽
第一节 政治经历
 
  陆贽(754—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十八岁登进士第,任为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尉,可谓少年得志。后又任渭南县主簿、监察御史唐德宗太子时就听说过他的名声。建中元年(780)德宗即位,陆贽被召为翰林学士,参与机谋。陆贽一心想报效恩遇,锐意于治,“政或有缺,巨细必陈”,为德宗所看重。
  当时,德宗承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之弊,政局混乱,在即位的第二年,因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要求继位,德宗不准而引起藩镇连兵。继而在建中四年(783)八月,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进攻襄城(今属河南),九月德宗调发泾州、原州(今甘肃镇原、固原)之兵五千人前往援救,因接济不周,引起士兵哗变,攻入长安城,拥立朱泚为帝。唐德宗仓皇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陆贽也从驾在左右。
  当时天下大乱,机务繁忙,千头万绪,一日之内诏书数百,而陆贽才思敏捷,一挥而就。“莫不曲尽事情,中于机会。”并且又通俗易懂,人人可晓。同僚都很佩服他的才能。陆贽继而被任为考功郎中,掌管内外文武官吏的考课。德宗与他经常形影不离,在南奔梁州(今陕西汉中)的途中,由于路险,德宗“尝与贽相失,经夕不至,上惊忧涕泣,募得贽者赏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①。可见尊崇之深。
  德宗是个“昧于经国之务”的君主,陆贽以敏锐的政治目光,从大局出发,及时对德宗的过失进行劝谏。
  在德宗出奔的途中有献瓜果的人,德宗竟想授以试官给予嘉奖,陆贽加以劝阻说:“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轻用。”如果滥施赏罚:“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始坏矣”。使献瓜果的人比冲杀在疆场不顾生死的将士获得的奖赏还高,就难以劝勉臣下了。
  泾原兵变后,群臣有给德宗上尊号之举,陆贽指出:“此乃人情向背之秋,陛下宜深自惩励,收揽群心,痛自贬损..不可近从末议,重益美名。”使德宗以改兴元年号而作罢。并在改元的同时接受陆贽的建议,下大赦令。兴元元年(784)一月,王武俊田悦、李纳接受朝廷赦令,去掉王号,上表谢罪,局势略有缓和。
  在奉天,陆贽还对德宗处在危难之中,要设立“琼林”、“大盈二库以贮存四方贡物”,不敦行俭约,流露出骄奢之情,加以谏止。
  在当时复杂的军事斗争中,陆贽能够洞察形势,进行分析,作出正确决策。在平定朱泚之乱的过程中,李怀光心怀异志,不全力追讨叛军,逗留不前,陆贽多次上奏李怀光反状已萌,促使犹豫不决的德宗同意李晟移军东渭桥,以防止被李怀光所吞并。又向德宗指出李建徽、阳惠元二节度使之军也将为李怀光所并吞,并说:“太上消慝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祸难垂成。”敦促德宗采取果断措施,防患于未然。但德宗迟疑不决。在李晟移军东渭桥不久的兴元元年二月,李怀光果然和朱泚通谋叛唐,夺得李、阳二节度之兵,迫使德宗又从奉天逃亡梁州。《旧唐书》说陆贽“练达兵机,率如此类”。
  德宗在奉天、梁州的危机重重的时期里,虽有宰相,可是大小之事,都由陆贽出谋画策,因而陆贽有“内相”之称。由于一些权臣的嫉妒和谮毁,又由于陆贽过于骾直,德宗虽很看重他,却久久不任他为宰相。在梁州时他被任为谏议大夫。兴元元年七月,平定了朱泚之乱,德宗回到长安,仅授以中书舍人之职。但陆贽仍一如既往,“政不便于时者,多所条奏,德宗虽不能皆可,而心颇重之”。贞元七年(791)任为兵部侍郎知贡举。贞元八年,反对陆贽的宰相窦参受到贬斥,于是陆贽任为中书侍郎、门下同平章事,当了宰相。
  陆贽从政之时,由于藩镇割据,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尖锐又复杂,政治斗争已发展为直接的军事对抗。李贽从维护唐朝的封建统治出发,先后向皇帝写了近百条奏疏,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主张。  
 
第二节 政治思想
 
  治乱由人,不在天命
  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都遭到了严重破坏。藩镇割据,山河破碎,战火纷飞。到德宗时出现了一派萧条破败的气象,田园荒芜,人烟断绝。“四海骚然,靡有宁处”①。泾原兵变后,长安失守,国难益重。但唐德宗在谈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时却说:“此亦天命,非由人事。”针对德宗的这种“国家兴衰皆由天命”的错误思想,陆贽指出把国家兴衰说成由于天命是荒谬的。认为“天视自我人视,天听自我人听,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否定了天有思想、有意志、能主宰人类社会的命运,得出了“天命在人”的结论。并说:“人事治而天降乱,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②说明了治乱由人,不在天命。陆贽还辩证地分析了“治”和“乱”的关系。充分肯定了人在治理社会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理(治)或生乱,乱或资理,有以无难而失守,有以多难而兴邦”,所以他面对于乱并不悲观失望,而是充满“治”的信心。他踌躇满志地劝诫唐德宗“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不要忧虑“乱”,不要害怕“厄运”,只要“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妖氛,旋复宫阙”③。陆贽的这种反天命,重人事的进步的历史观,构成了他治国思想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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