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齐、梁时代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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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刘勰  刘勰(465?—539?),南朝齐、梁时代文学理论批评家。字彦和,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属山东省)。永嘉之乱,其先人逃难渡江,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因刘勰入梁曾兼任东宫通事舍人之职,后世因称他为刘舍人。关于刘勰的生卒年,诸家说法不一。关于出生时间
刘勰
  刘勰(465?—539?),南朝齐、梁时代文学理论批评家。字彦和,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属山东省)。永嘉之乱,其先人逃难渡江,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因刘勰入梁曾兼任东宫通事舍人之职,后世因称他为刘舍人。关于刘勰的生卒年,诸家说法不一。关于出生时间,说法较为一致,认为生于宋泰始初年(465),而卒年则歧说甚多。如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推定卒于梁普通元、二年(520、521)。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推定约卒于梁大同四、五年(538、539)间。
  刘勰父亲刘尚曾任越骑校尉,很早去世。由于家境清贫,刘勰一生未婚,早年入上定林寺依靠名僧僧佑生活,与之居处十余年。刘勰笃志好学,这一时期,他深研佛理,博通经论,参加了整理佛经的工作。定林寺的经藏,就是他撰定的。
  梁武帝天监初年,刘勰起家为奉朝请,先后担任和兼任过中军临川王萧宏、南康王萧绩的记室,车骑仓曹参军,太末(今浙江衢州市)令,步兵校尉,东宫通事舍人等职。在兼任东宫通事舍人期间,他与昭明太子萧统关系很好,深得器重,共同“讨论篇籍”,“商榷古今”。
  《文心雕龙》大约是作者三十多岁时的作品,约完成于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之间。其时刘勰还寄身佛寺,声名未显。书成后,不被时流所重视。当时沈约名高位显,在文坛上也富于声誉,刘勰想首先取得他的承认,却没有机会接近他。一次,刘勰背着自己的《文心雕龙》文稿在大路边等着沈约,当沈约坐车经过时,他拦住了车,样子像卖书的一样。沈约好奇地把《文心雕龙》拿来阅读,立即被吸引,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大加称赏。后来又常常把《文心雕龙》放在几案随时阅读。经过沈约的称扬,《文心雕龙》终于在士林中传播开来。
  中大通三年(531)四月,梁昭明太子萧统死后,刘勰奉敕与沙门慧震在上定林寺撰经。经成以后,刘勰上表要求弃官为僧,并焚烧头发自誓。得到允准后,便在上定林寺出家,法名慧地,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除《文心雕龙》外,刘勰还写过不少有关佛理方面的著作。据《梁书》卷五十刘勰本传,“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然其文集在唐初已失传。今尚存《梁建安王造剡石城寺石像碑》(见《艺文类聚》卷七十六)和《灭惑论》(见《弘明集》卷八)二篇散文。
  《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部,各二十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五篇,论“文之枢纽”,是全书的纲领和理论基础。要求一切都应本之于道,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奉统”(《文心雕龙·序志》)可称是文体论。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二十篇,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四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进行专门探讨,可称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的精华所在。最后一篇《序志》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文心雕龙》从内容上说虽然分为四个方面,但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体大思精,具有严密的体系,在古代文学批评中是空前绝后的著作。
  《文心雕龙》初步建立了用历史眼光来分析评论文学的观念。在《时序篇》中,刘勰注意从历代朝政世风的兴衰来系统地探索文学盛衰变化的历史根源。他论建安文学就指出“雅好慷慨”的风格出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现实环境;而分析西晋文学,则把“晋虽不文,人才实盛”的现象,归咎于“运涉季世,人未尽才”。最后的结论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代可知也”。尽管刘勰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不可能不抱着唯心主义的观点,对文学兴衰原因的探索,也过分注意帝王和朝政的因素,但在文学理论上强调要从文学以外的历史现实变化中来理解文学的变化,仍然是杰出的。在《通变篇》中,他又系统地论述了历代文风的先后继承变革关系。他说:“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而讹,弥近弥淡。何则?竟今疏古,风末力衰也。”基乎此,他要求作家要大胆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认为只有不断地创新,文学创作才能得到不断地发展。“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文心雕龙·物色》)。但刘勰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则不乏”。他说:“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文心雕龙·风骨》)。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起来,文学创作才能获得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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