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斗住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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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由于饶漱石极其冷淡的态度,军部有关部门不得不再三降低陈毅的送行规格,起先准备派军部司令部参谋处一位副科长叶超和一队人护送,后来竟无缘无故地取消了这一计划。
三、“北斗住延安”

与刘少奇离开新四军军部去延安相比,陈毅这次离开新四军军部的情景显得冷冷清清,使人备感凄凉。

许多人都躲起来不见面了,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个人前来送行。

这时的饶漱石不可一世,人们见他都须仰视,谁还敢对陈毅表示一点点亲近。

有一本新四军高级领导干部的日记就客观地反映了新四军军部许多人对陈毅的感情变化。

由于陈毅的崇高威望,先前许多人都亲切地以“军长”或以代号“一一”“五一”相称,对饶漱石则直呼“小姚”,后来逐渐发生了变化。

这位领导干部的日记行文记事时,对陈毅的称呼由“军长”、“一一”、“五一”、“陈军长”演变到后来就只剩了一个“陈”字,而饶漱石则由“小姚”逐渐上升为“饶漱石”、“饶政委”、“政委”。

由于饶漱石极其冷淡的态度,军部有关部门不得不再三降低陈毅的送行规格,起先准备派军部司令部参谋处一位副科长叶超和一队人护送,后来竟无缘无故地取消了这一计划。

有人意识到这样做太不近人情,才在临动身前一天仓促决定派一个参谋、一个伙夫护送,而且限于送到四师,到后即返。

这同刘少奇走时90多人组成的护送队伍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如果不是饶漱石排挤,陈毅这时不会离开军部去延安,中央事先并没有类似的安排。

从个人和家庭的实际情况来看,陈毅此时也不宜远行。

夫人张茜独自拉扯着两个幼子,一个刚刚一岁半,一个尚在襁褓中,是最需要人照应的时候,当然急需他留在身边。

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少。

这时实行供给制,他作为军长,虽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但有他在事情总要好办一些,他一走,全部生活重担都压到了张茜一人肩上。

但如今只有一种选择,他便横下一条心来,把个人和家庭的诸多困难完全抛在一边,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

1943年11月25日,陈毅一行离开黄花塘军部。

走的人和送行的人加在一起,寥寥可数。

大家相对无言,感情凝重,更增加了分别时的悲怆气氛。

这些同志不管别人说什么,也不管饶漱石对他们怎么看,冒着危险来送行,使他深受感动。

就是这些相知甚深的战友,在他眼前最困难的时候,不仅从经济上、物力上给了他最急需的帮助,还对他表示了最大的信任,叮嘱他早去早回,善自珍重,多忍耐,少开口,要经受得起挫折的考验,像松柏那样挺直高洁,不畏风雪严寒。

有感于华中诸战友的一片深情,临行前陈毅作《赴延安留别华中诸同志》组诗一首,以倾诉衷肠:战斗相依久,

初别意怆然。

长记叮咛语,

早去复早还。

知我二三子,

情亲转无言。

去去莫复道,

松柏耐岁寒。

时局纵谈罢,

举酒祝长征。

明朝策骏马,

萧瑟惟此心。

西去路漫漫,

风物仔细看。

不知霜露重,

应悔着衣单。

行行过太行,

迢迢赴延安。

细细问故旧,

星星数鬓斑。

众星何灿烂,

北斗住延安。

大海有波涛,

飞上清凉山。

经过数千里艰难跋涉,历时三个多月,陈毅于1944年3月初抵达延安。

毛主席对陈毅来到延安表示热烈欢迎,说陈毅一路劳累,先住下来好好休息,尽快使身体复原,然后多听听,多看看,不光了解新四军,也了解八路军,了解敌后战场、正面战场,了解各战略区,了解全世界法西斯阵线和反法西斯阵线的情况,做到全局在胸,然后参加七大。

毛主席很快把谈话引入正题。

他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姚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

离开新四军军部三个多月,陈毅思想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来到延安党中央身边,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昔日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如今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看到不少新事物,自己那些恩恩怨怨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所以陈毅当即明确回答:“好,那就谈别的,与饶漱石的问题一句话也不提。”

毛主席高兴地说:“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陈毅便避开饶漱石的问题,只谈华中的事情。

毛主席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

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

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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