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中关于铁路运输管理体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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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4、关于铁路运输管理体制问题铁路运输重要性特别突出
   4、关于铁路运输管理体制问题
    
    铁路运输重要性特别突出
    
    随着志愿军连续三次战役的胜利和战线的向南推移,中朝军队的后方补给线越拉越长。这时,保障军队后勤供应问题的重要性就突出地显露出来。
    
    与此同时,由于战争,到1950年底朝鲜的“工业生产已完全停顿”。为了恢复和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中朝联军打过三八线以后朝鲜政府便作出了“关于1951年第一季度恢复及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等一系列决定。特别是1951年2月22日“关于改进战争时期铁路工作”的决定,提出了铁路“为恢复工农业生产而保证国民经济运输的任务”。于是,中朝双方在如何保证铁路运输及铁路管理体制方面的矛盾随之爆发
    
    志愿军出国作战,由于朝鲜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资源不足,致使部队供应不能取之于当地,因此,物资和装备基本上要靠国内运来。但朝鲜山地多,运途远,且路况恶劣,而志愿军汽车数量本来就不足,加上敌机日夜轰炸,损失极大,公路运输力量更显紧张。于是,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就显得特别突出。
    
    早在1950年10月底11月初,彭德怀即向东北局提出应加强铁路运输和建立统一指挥机构的要求,还请求中央派铁道兵朝鲜加强修路力量。11月6日铁道兵团和铁路员工志愿援朝大队相继入朝,与朝鲜人民军铁道抢修部队、朝鲜铁路员工并肩作战。
    
    为了改善铁路运输的管理,协调中朝双方的运输任务,确保前线的供给和伤员及时转运,彭德怀在11月16日与高岗会见时又提出了建立中朝铁路联合指挥机构的设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方先后派人来朝,经使馆安排多次同朝方有关人员商谈,但均未有结果。直到12月3日金日成亲自到北京中国领导人洽谈后,才取得了原则上的一致意见。到12月底,中国方面成立了以刘居英为司令员、余光生为政委、叶林为副司令员东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部(后改为东北军区军事运输司令部),负责组织支前运输,并指挥抢修铁路;同时,在球场临时设立了朝鲜铁道军事管理局,由中朝双方共管,并充实了力量。
    
    1951年1月22日至30日,东北军区沈阳召开后勤会议,专门研究志愿军后勤工作问题。周恩来率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军委运输司令吕正操等领导人,专程来沈阳参加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提出了建立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任务。
    
    经过这些努力,使中断的铁路运输,在球场、定州以北(共延长384公里)恢复了通车,1951年1月即接运2944列车,较上月增加44%,到4月,在军管局管辖范围内的1391公里线路中,通车线路已发展到1321公里(东达释王寺,南到南川)。
    
    铁路运输管理混乱,缺乏统一调度
    
    尽管铁路线大体通车了,但后勤供应的根本矛盾并未缓解,除了敌机轰炸造成的损失外,最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各部门、各单位之间互不了解,强调各自的重要性,争车、争路、争时间,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抢运上来的不是急需物资而无人卸车,急需的物资又因前沿山洞被占而积压在后方,由此造成列车运行时间普遍延长。
    
    铁路军管局虽然成立,也由双方共管,但中朝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分歧。在管理方针上,究竟应该采取军管方式,还是仅仅实行军事代表制尚未确定;在运力分配原则上,究竟是首先抢运军需物资,还是以民用和经济建设物资为主也有争论。再加上组织机构极不健全,人员思想情绪不够稳定,铁路运输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为此,彭德怀毛泽东抱怨:对运输问题“若无速效解决办法,势必延长战争”。如何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建立统一调度、统一指挥的铁路运输机制,从而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畅通,已经迫在眉睫。
    
    关于建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的问题,早在12月金日成访问北京时就确定了基本原则。金回到朝鲜后对柴成文说:“前些时候关于铁路运输的军事管制问题,中国同志多次与我们的同志商谈,我们总有些人就是不懂得没有军事上的胜利什么也谈不上的道理。”并说,“这件事在北京已经商妥,请你转告高岗同志,就由他委任铁路人员去办吧。”但实际上在具体谈判中却困难重重,阻力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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