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赵曙(1032年-10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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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宋英宗赵曙(1032年-1067年),北宋第五代皇帝,1063年—1067年在位,原名宗实,后改名赵曙,太宗曾孙,濮王允让之子。仁宗无子,英宗幼年被仁宗接入皇宫抚养,赐名为宗实。1050年为岳州团练使,后为秦州防御使。1055年立以为嗣。英宗在位期间,任用旧臣韩琦等人,不想改革,但与辽国和西夏没有发生战争。1067年,病逝于宫中福宁殿。在位四年葬于永厚陵,陪葬有高后、狄青、杨延昭等。
目录
父子情深:围绕濮议的角力—濮议之争
执政经历
宋史本纪第十二
宋英宗与高皇后
高皇后治国
宋英宗赵曙(1032年-1067年),北宋五代皇帝,1063年—1067年在位,原名宗实,后改名赵曙太宗曾孙,濮王允让之子。仁宗无子,英宗幼年被仁宗接入皇宫抚养,赐名为宗实。1050年为岳州团练使,后为秦州防御使。1055年立以为嗣。英宗在位期间,任用旧臣韩琦等人,不想改革,但与辽国西夏没有发生战争。1067年,病逝于宫中福宁殿。在位四年葬于永厚陵,陪葬有高后、狄青、杨延昭等。
宋英宗赵曙(原名赵宗实),北宋第五位皇帝,濮王赵允让第十三个儿子,天圣十年(明道元年)壬申年正月三日甲戌(1032年2月15日)生于宣平坊宅第〔嘉祐八年(1063年),英宗把这天定为“寿圣节”〕,属相猴。最早,濮王梦两龙与太阳一起掉落下来,用衣服装住了它们,到英宗出生时,赤光满室,有黄龙在赤光中游走。英宗于嘉祐八年四月一日壬申(1063年5月2日)—治平四年正月八日丁巳(1067年1月25日)在位,当政共计4年。年号治平:治平元年正月一日甲辰(1064年1月21日)—治平四年正月八日丁巳(1067年1月25日),年号使用4年。治平三年(1066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尊号体乾应历文武圣皇帝。治平四年正月八日丁巳(1067年1月25日)英宗崩殂于福宁殿,享年36岁,殡于殿西阶,庙号英宗,群臣上谥宪文肃武宣孝皇帝,八月二十七日癸酉,葬英宗于永厚陵(今河南巩义孝义堡)。元丰六年(1083年)十一月,加谥体乾应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圣宣孝皇帝
仁宗无子,英宗幼年被仁宗接入皇宫抚养,赐名为宗实。1050年为岳州团练使,后为秦州防御使。1055年立以为嗣。英宗在位期间,任用旧臣韩琦等人,不想改革,但与辽国西夏没有发生战争。1067年,病逝于宫中福宁殿。在位四年葬于永厚陵,陪葬有高后、狄青、杨延昭等。他是前任第四代皇帝宋仁宗的堂兄赵允让的第十三子,生母为仙游县君任氏。即位后因尊生父还是仁宗为皇考的争论,即濮议,和群臣、太后争论十多月。后因体弱,疑为心脑血管疾病驾崩。英宗本人对于北宋中兴抱有极大期望,相对其子神宗,政治手段也更为成熟。无奈寿短,使得北宋过早进入神宗朝,从而失掉了可能的中兴计划,为神宗朝王安石的变法提供了机会。
宋英宗治平三年任命司马光设局专修《资治通鉴》,经费由政府资助,更准借阅秘阁藏书,并自选助手(刘恕、范祖禹、刘攽、司马康),并提供笔砚文具、拨款、水果、糕点等,让司马光无后顾之忧的从事史书撰述。于神宗元丰七年成书,神宗并亲自为此书作序。
嘉祐七年(1062)立为皇太子,封钜鹿郡公。嘉祐八年即帝位。
英宗不是仁宗的亲生儿子,本与皇位无缘。作为北宋第一位以宗子身份继承大统的皇帝,应该说,他很幸运。 但不幸的是,他体弱多病,继位之初即大病一场,而不得不由曹太后垂帘,后虽亲政,不久便病故,这在两宋诸帝中也是鲜见的。英宗同他名义上的父亲仁宗一样,也是一位很想有所作为的帝王,但他近乎偏执地恪守孝道,使得他即位之初便与曹太后矛盾重重。亲政不久,更是演出了一场震惊朝野的追赠生父名分的闹剧。等到这场争议得以平息,他也到了弥留之际。

父子情深:围绕濮议的角力—濮议之争

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仁宗逝世已有14个月,英宗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待到满24个月再说,这显然是英宗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态。治平二年四月九日,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
结果,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议论纷纷。就在这时,太后闻讯,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当称濮王为皇考。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等太后回心转意再说。
这样,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英宗和韩琦等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只有争取太后改变态度,釜底抽薪,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治平三年,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将其召来商议,当时即议定濮王称皇考,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皇上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文书,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不过是多了太后的签押。曹太后一直与养子英宗不和,这一次竟不顾朝廷礼仪和群臣的反对,尊英宗的生父为皇考,确实令人费解。于是,便有了诸多传言。有人说,这一关键性的诏书乃是曹太后前日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诏书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另一传说则称,太后手诏的出台,是大臣韩琦、欧阳修等人交结太后身边的宦官,最终说服了太后。但无论如何,白纸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赖的。不管曹太后的诏书是否出于情愿,却正合英宗的心意,英宗便立刻下诏停止讨论。同时又将宰执们召来,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绪,以稳定时局。韩琦对英宗只说了一句“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便垂手不言。欧阳修更是非常明确地对英宗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御史既然认为其与臣等难以并立,陛下若认为臣等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英宗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欧阳修等人的意见,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师。英宗明白这三个人无过受罚,心中也很过意不去,特地对左右人道:“不宜责之太重。”同时宣布,濮安懿王称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英宗的这项决定,遭到了朝臣的坚决抵制,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台谏官员全部自请同贬,甚至英宗在濮邸时的幕僚王猎、蔡抗均反对称亲之举,这是英宗万万没想到的。在严厉处分吕诲等人的同时,英宗又不得不拉拢反对派主要人物王珪,许以执政职位,可以说是软硬兼施。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英宗绞尽脑汁,用了各种手段,耗费了18个月的光阴,才最终达到目标,英宗笃孝的品行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体现出来。其实,“濮议”并非单纯的礼法之争。司马光等臣僚坚持濮王只能称皇伯,是希望英宗能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而韩琦、欧阳修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考虑的问题则更现实,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地拥戴英宗,因为毕竟英宗是皇权的现实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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