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下诏令太子监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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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天子的驾崩是国丧,古代传下来的礼法要求臣下服“斩衰”三年,这是古代五种丧服制中最长的一种,子服父丧,就必须遵照这一礼制,三年之内不应考、不做官、不婚娶。不过,这对于国家显然是不适合的,假如朝廷在那么久的时间里无所事事,天下还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礼法无非是治天下务须以孝为根本的意思,因此为达到目的,从权变通就是无可非议的了。

序幕:走向九世纪

  弱冠遭世难,二纪犹未平;

  羁离官远郡,虎豹满西京;

  上怀犬马恋,下有骨肉情;

  归去在何处?流泪忽沾缨。

  ——韦应物(公元737-792年)

  这是一个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

  唐大历十四年五月的一天,日暮时分。

  初夏的夕阳在飞沙朦朦的深处摇摇欲坠,把最后一抹光彩撒向重重檐甍的长安城,从皇城中向东北遥望,远方高处红墙碧瓦的大明宫仿佛一位悄然独坐的巨人,披着满身的流光溢彩,在最后的辉煌中,无语沉思。

  帝国的重要官员们都在皇城中忧心忡忡地等待着。三天前皇上就已经因病重不视朝政了,几天来没有好转的迹象,刚才不久甚至传来了皇上下诏令太子监国的消息,一切似乎都表明:天子大行的时刻即将到来。

  夜幕渐渐降下,随着红烛轻烟,当今皇上御临天下十七年的往事在每个值日大臣的心中袅袅升起。大唐天宝年间,中原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历史上称其为“安史之乱”,这一场中央与叛乱势力的大决战持续了七年之久,实际上,它的余波和由此带来的纷争局面远不止七年。玄宗以后是肃宗,肃宗以后是代宗,肃代之际国家的现实就是为这一场斗争所带来的恶果而疲于奔命。这是一段从噩梦中醒来却又无法摆脱恐惧梦魇的日子,也是一个令人忧伤与无可奈何的时代。回忆往事,历历如在昨日,又如何不教人感慨万端!

  就在此时,大明宫紫辰内殿突然灯火大亮,一片哀号之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李豫停止了呼吸,时年五十八岁。慌乱之中,似乎只有太子不为所动,依旧静静地跪在父亲的榻前,表情异常肃穆而凝重,只见他深深地直视着前方,坚毅的目光仿佛穿透了一切障碍。

  八天后,太子李适即位,成为唐帝国第十二位皇帝,史称德宗。这一天是公元779年的6月18日,离八世纪结束九世纪开始尚有二十一年。

  任何一种政治斗争,都是从一个皇帝开始,又从另一个皇帝结束的。只要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天子存在,这一周而复始的循环就无始无终。

  公元779年:雄心勃勃的新帝

  天子的驾崩是国丧,古代传下来的礼法要求臣下服“斩衰”三年,这是古代五种丧服制中最长的一种,子服父丧,就必须遵照这一礼制,三年之内不应考、不做官、不婚娶。不过,这对于国家显然是不适合的,假如朝廷在那么久的时间里无所事事,天下还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礼法无非是治天下务须以孝为根本的意思,因此为达到目的,从权变通就是无可非议的了。这种做法似乎是从仁孝的汉文帝开始的,他把三年的时间缩为短短的三十六日,大唐自高宗以来,都是遵照此制行事。先帝的遗诏更是效法列祖的宽仁厚爱,要求“天下吏人,三日释服”,也就是说,只须服丧三日。本来这并无可置否,但是在治丧期间却为此闹出了一场风波,起因来自一位性格刚急、为政苛细的大臣常衮。

  常衮数年前就出任宰相。或许是出于对先帝的爱戴,或许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坚持大臣也要同嗣君一样服丧二十七天。为了证明言出由衷,他在守灵时动不动就放声大哭,弄得其他人十分尴尬。

  这一天,常衮照例又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哭得趴在了地上,随从只好走上前去把他扶起。中书舍人崔祐甫对这种矫情实在是不能容忍,大步走出行列。

  甫指着常衮对众人道:“臣哭君前,要人扶起,天下有如此的礼法吗!”

  常衮没有料到中书舍人会说出这样的话,一时语塞,气得脸色通红。

  这天礼毕,朝中群臣召开会议讨论丧服期限。常衮的机会来了,他引经据典,振振有辞:

  “汉文帝从权,也要三十六日;本朝玄宗、肃宗之丧期,始服二十七日。当时诸帝遗诏虽然也说三日释服,但在朝群臣实是二十七天除服。所以臣子应同皇帝一样守丧二十七日。”

  祐甫不依不让:“先帝遗诏‘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并无朝臣庶人之分,更无内外有别之意。三天就是三天。除天子外皆应释服。”

  常衮抓住遗诏中的“吏人”字眼:“吏乃官员所自行任命者,与公卿百僚岂可等同!”

  甫力辩道:“《左传》中‘委之三吏’就是指三公,难道历史上常称的‘循吏’、‘良吏’,也是胥徒之辈不成?!”

  常衮似乎一片忠诚:“礼制无非人情。当今公卿大臣,无不备受皇恩,若与百姓同制,于礼何安?”

  祐甫也拿出杀手锏:“如此则置先帝遗诏于何地?遗诏可改,孰不可改?”

  两人相互力争,辞色凌厉,吵得不可开交。常衮尤其不能忍受中书舍人这种强硬的态度,会议结束后立即上表皇上,认为崔祐甫率情变礼,轻改国典,有悖于臣子之道,请求给予贬职潮州刺史的处分。

  礼仪是不可偏废的,否则就失去了立国的基础。能否极尽礼事,也是衡量嗣君可否担当国家重任,成为新一代天子的重要标准。连德宗这时都不得不表示出极大的悲哀,一举一动不敢越轨,甚至因为哀痛而食不下咽,只好以一种叫作马齿草做成的汤下饭。德宗接到常衮无疑是过分渲染的奏章时很生气:这个崔祐甫生为人臣,岂可如此轻论礼制!不过,皇上虽然认为常衮的忠诚可嘉,但也觉得为国家大计着想,援用先朝从权的旧例还是必须的,因而贬祐甫为潮州刺史的处分有点过重了,于是传旨将祐甫贬为河南少尹。

  九天后,诏书正式下达。祐甫为人正直,向有口碑,许多朝臣对常衮的做法也多少有些反感,因而新帝即位伊始的第一件事情就在朝廷上下引起了不少物议。礼法在理论上既是一种不可轻改的制度,便往往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微妙的工具,谁能善于利用,谁就能取得想当然的胜利。

  这件小事到此并没有完。当时,代宗弥留之际,曾命功高勋著的郭子仪兼理冢宰。郭子仪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进封为汾阳郡王,官爵显赫。但朝廷不愿子仪久掌兵权,所以授职后或不令到任,或事定即召还朝,使之常处于闲散地位,这也是古今对付功臣的常法。代宗大历年间,吐蕃仍年年入侵,子仪以副元帅久驻河中、邠州,承担防备任务。此际既受命为顾命大臣,新帝便召子仪还朝,充当山陵使,负责先帝的安葬事宜,并赐号“尚父”,进位太傅、中书令,这也都是很高的优宠。享受这一表面上有丰厚待遇而实际上被分权架空的军事重臣在当时还有朱泚和崔宁等人。早先,子仪和另一重要的大将朱泚就以军功授职宰相,但皆不预朝政,惟常衮在政事堂处事,需要奏事时代二人署名。大唐建国至今,一直是三省(中书、门下、尚书)长官共同署理政事向皇帝负责,政事堂会议是最高的行政机构。罢贬崔祐甫的奏章署的是三人的名,结果崔祐甫遭贬后,郭、朱二人上表声言祐甫不应获罪,新帝德宗非常惊讶。

  于是皇上不顾正在守灵的当口,立即召见二人:“卿等早先说其有罪,现在又言其无罪,这是何故?”

  二人都回答:“当初常衮奏报,我等并不知道。”言下之意很明显,常衮在这件事上不仅独断专行,且有欺君之嫌。果然,德宗一听,龙颜大怒。新君践祚,恐怕最忌讳的就是臣下的欺罔,常衮竟敢如此欺骗寡人,实在是不可容忍。皇上在万分惊骇中立即下令,贬常衮到千里而外的潮州。当时百官都按序排列在月华门守灵,常衮在众目睽睽中狼狈而出。

  这种贬职有一个含蓄的称呼叫“左迁”,天子的诏书往往称之“谪佐遐藩”,在本朝,这是一种最严重的处分。左贬常衮的同时调回了崔祜甫,那时祐甫刚刚离京不久,才走到昭应县,闻诏而返,受命出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大唐制度,非三省长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衔即为宰相。这是倏忽之间发生的事,宰相是国之重臣,挥之即去,招之即来,其突变程度,又使朝野震悚不已。

  对被贬出京的变故,祐甫倒是有着思想准备,只是皇上此番以相位托付,却让祐甫在一路上想了很多。昭应就是现在的临潼,离京城不过一天的路,驿道两侧,山野葱茏,和风吹过道旁的青槐,弥漫起一股浓郁的清香。祐甫带马徐徐而行,想着以往与常衮的积怨,一幕幕情景潮涌一般浮上心头。

  那是祐甫刚出任中书舍人不久,宰相常衮就数次以职权干预祐甫的工作,被他一一顶回,引起常衮的不满,命他分管吏部选官事宜。而祐甫每次报上的人选,大多数被常衮驳下,甚至还为此遭致斥责。有一次幽州节度使朱泚上表说,在他手下的将领赵贵家里,猫鼠同乳而不相为害,可见是一件大大的祥瑞。代宗诏示宦官颁示于朝,常衮率文武百官向天子庆贺,独有祐甫不以为然。宫侍问其缘故,他答道:“这是失常之事,可哀而不可贺。”并为此向代宗上表陈述理由。祐甫记得自己在表中还引申说,若照五行灾异理论来看,猫不食鼠恐怕是一个不祥之兆,皇上必须“申命宪司,察听贪吏,诫诸边境,无失儆巡。”结果得到了代宗很高的评价,自然就使常衮更加痛恨。

  祐甫不是一个随事俯仰以取媚君上的人,照他这种性格,即使入朝为相,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原则。不过,他还是感到责任重大,如果处理不当,个人的进退自然是不足为意,但国家的前途就或许会受到影响。

  祐甫心里很清楚,未来的岁月,将无疑是一个多事之秋。

  德宗尚未除服。尽管常衮的所作所为多少有点影响情绪,但这个小插曲很快就过去了,皇上正急切地盼望着祐甫的到来,他需要尽快地进入天子的角色,大大地施展一番。

  祐甫一到京,德宗立即在谅荫中召见:“贤卿,依你之见,当前急务何在?”

  祐甫对前朝的政治弊端深有体察,对常衮严厉苛细的作风也很不满:“臣以为,圣上君临天下,首先须革除旧弊,开创新风,使喁喁之情望治。”

  德宗盼望的正是这句话。新君盛年即位,精力充沛,天子的优荣与无上权力正使他满怀着大干一场的雄心壮志,现在宰相的期望正和他的决心一致,德宗精神大振,示意祐甫说下去。

  祐甫道:“要想励精图治,更新气象,首先要选拔天下俊才,亦只有如此,国家才能兴旺。所以臣以为当今大计,就是要广开才路。常衮为相时想矫正前朝以货贿官的弊病,而采取一味杜绝的做法,非登科第者不得进用,使得贤愚同滞,真可谓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德宗颔首,表示同意,紧接着又问道:

  “朕近来罢梨园使及出宫廷乐工三百余人,免除四方贡献,又下诏不得妄奏祥瑞、请度僧尼诸举,天下反应如何?”

  “民心大悦,”祐甫肯定地说:“朝野内外,皆有耳目一新之感。尤其免除四方贡献一事,臣在入京途中,路听过往行人说,甚至河北强藩的士兵都感叹明主出世,纷纷投戈于地,不敢再生反意。”

  德宗龙颜大喜,一腔豪情油然而生。

  玄宗皇帝以来灾难连绵的现实是有目共睹的,罪魁祸首当然是越来越坐大的藩镇。肃、代两朝以来,各地节度使都拥兵自重,不受朝廷节制,尤其在东方形成了几个强劲的藩镇,互相连衡盘结以自固,给中央集权以极大的威胁。唐代藩镇也称“道”,道的长官为观察使,雄藩重镇又兼节度使,一般的则兼都团练使或防御使以掌军事。道在名义上是监察区,但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行政实体。

  河北道的三镇首当其冲。其一是魏博镇,节度使为安禄山的降将田承嗣,代宗末年由其子田悦继任;二是成德镇,最初是奚人李宝臣,此人原名张忠志,曾被安禄山收为义子,投降朝廷较早,朝廷任命为成德节度使,并赐名李宝臣;三是幽州镇,首脑李怀仙原是被契丹役使的胡人,后来加入安禄山叛军,史朝义死后,朝廷任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代宗时的公元768年,其部将朱希彩及朱滔、朱泚兄弟杀李怀仙,后朱氏兄弟又杀朱希彩,先后任节度使。比较起来,最北的幽州镇似乎对朝廷尚还忠诚,至少还未见什么谋反的迹象。

  除此三镇之外,在齐鲁地区还有一个淄青镇,自先朝至今更是一个潜在的对抗朝廷的重要力量。节度使侯希逸原为军士拥立,后被表弟李正己所逐。李正己原名怀玉,是高丽人,正是他前几日派使者入朝觐见德宗,说是出于对圣上的景仰,愿意献钱三十万缗。可见从藩镇士兵到节度大将,都开始为德政所感化了。想到这里,皇上更是由衷地高兴,不过,对李正己过分的殷勤,德宗却是有点怀疑。

  “千万不可接受这三十万。”祐甫斩钉截铁。

  “哦?”德宗颇感意外:“你倒说说理由看。”

  “李正己虎狼之心路人皆知,此举无非是投石问路,试试皇上的态度。”

  “你这话不无道理。朕之所以犹豫,也是怕日后被其利用。不过——”德宗有些担心:“若是拒绝,岂不是会滋生事端?”

  “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祐甫显示出其对形势的独到体察:“派遣使节去淄青慰劳,用李正己所献的三十万缗颁赐将士,一方面普泽圣恩,另一方面也让天下知道朝廷并不看重钱财。”

  德宗听到这里,禁不住拍案叫绝:“贤卿真是良弼之才!此举正合朕意,就照此办!”

  这无疑是一次出色的外交,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也引起了严重的后果。不过,德宗和祐甫都无暇顾及了,祐甫正忙着进行大规模的荐延推举,每日都要任命数十人。而皇上更是在考虑一个重大的决策,这是由几天前发生的一件未遂政变引起的。

  肇事者是兵部侍郎黎幹。黎幹与一位宦官刘忠翼很亲近,在某种程度上结成了死党,两人在行为上都有点狡险谀佞、恃宠贪纵的味道,引起了众人的愤恨。德宗即位不久,长安城中纷纷传言二人要起事,原因是他们皆参与了劝先帝代宗改立独孤贵妃为皇后,而立其子韩王李洄为太子的密谋,由此可见这二人对当时的太子、现在的新帝早就心怀不满。

  在德宗入继大统的态势面前,黎幹也知道逃不过去。但要想有所作为,黎幹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他所担任的兵部副长官——兵部侍郎虽然掌握兵部的实权,但兵部本身却并没有军权。不过,刘忠翼可是皇上身边的人,无疑在这种事情上有着极大的方便。一天晚上,有人看见黎幹悄悄地乘车溜进了忠翼的府第,夜深方回。

  德宗接到报告后立即采取行动,一查罪名果然成立,于是两人皆被流贬。皇上这下子想到禁卫军的重要性了,安史之乱后,禁军甚至已成为唐室中央军队的主力,先后成立十军,即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神威,号北衙十军。所谓“北衙军”就是皇帝的近军,而其中尤以神策军最强,在朝廷政治中是举足轻重的力量。回忆起肃宗、代宗时期的大宦官如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先后典掌,均生骄横的故事,德宗真是不寒而栗。目前神策军也由宦官王驾鹤掌领,权倾中外,假如一旦图谋不轨,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德宗在大明宫中苦苦思索了一天。中央必须直接掌握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对付日益骄横的地方藩镇和突发事变,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一支强大的武装处在天子脚下,若任用不得其人,结果就可能更糟。

  时间已经到了傍晚时分,德宗望着小太监默默地点燃蜡烛的身影,忽然心光一亮,他想到了数日前曾召见密语的司农卿白秀珪。

  这天深夜,白秀珪秘密地进入宫中,与皇上长谈了一夜。清晨,德宗还是依依不舍:“贤卿忠心耿耿,人神共鉴,朕就赐你名为‘志贞’如何?”

  白秀珪肃衣俯地:“臣誓死效忠陛下!”

  事情似乎已经定下,但皇上还是疑虑重重,他清楚地知道这件事非同寻常,每个细节都必须小心谨慎。于是,德宗第二天又在延英殿单独召见了宰相崔祐甫,定下了最后的行动计划。


  六月二十六日,神策都知兵马使、右领军大将军王驾鹤接到通知:宰相崔祐甫召见。祐甫当时是首席宰相,有权处理政府百官的日常事务,驾鹤不敢怠慢,立即赶到了设在大明宫月华门外中书省中的政事堂。

  双方一见面,少不了一番寒暄客套。驾鹤一心以为有什么急事,落座后,便等着祐甫发话。但祐甫却不紧不慢地谈起一些琐事,有时还请驾鹤发表看法。崔祐甫一向不苟言笑,驾鹤对他也一直颇为敬畏,此刻更是小心应付。不知不觉中时间过去好久,可宰相还没有结束的意思,驾鹤不知祐甫葫芦中卖的什么药,心中狐疑,但又不便开口询问。

  就在这时,被赐了御名的白志贞已在数名中官的陪同下,急赴神策军军营走马上任,取代了驾鹤的职位。等到驾鹤回来时被告知,他此刻的职衔已经不是在任十数年的神策首领,而变成了皇家园林的总管——东都园苑使——一个名副其实的闲职了。就常理来说,在和平的局势下,这一带有诡秘色彩的做法多少有失天子的风范,皇上的疑心病从开始就显得有些过分,不过,这一果断的举动大大地鼓舞了朝臣们的信心,更使得朝廷上下耳目一新,大家似乎都有这样一种感觉:新时代即将开始了。

  这段时间中,朝臣们也常常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前一年的十、十一月之间朝廷对安史余孽最后会战的情景来,当时封雍王的德宗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会同各军攻打史朝义的最后据点东都洛阳,一举平定两河,成绩是何等显著!眼下新君即位,更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虽然这些尚还不能算作是新一代天子的不凡之处,不过至少可以说明当今皇上倒也并非是庸懦之辈。国中士庶大受鼓舞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高兴得太早了。

  其中自有原因。

  警报:帝国的财政

  五月的早晨还是颇有寒意。五鼓时分,尚书右仆射刘晏正骑马奔向城东北的大明宫。

  这一天照例是举行常朝的日子,本朝朝参制度规定,单日御朝,双日休朝,称为正御朝参,又称常朝,皇帝要在宣政殿或含元殿朝见群臣。

  刘晏是个不拘小节的人,尽管他在七岁时就有“神童”的美誉,小小年纪即被授为秘书省正字,算得上是少年得志了,但更多时候他还是习惯于把敏锐的才智表现在行动而不是口才上。刘晏的突出成就是在理财方面,十几年来,仕途虽然两起两落,但他仍然不改初衷,兢兢业业地为国家的经济奔走效劳。上到天子,下至士庶,对这一点都不得不承认。

  尚书右仆射也是个有名的慢性子,在旁人看来,有时还甚至迂腐得难以理解。仆从们对此倒是太有体会了,早上起来,时间已经不早了,可仆射却还在不紧不慢地裹头,手下人看不下去,教给他正确方法,可仆射不为所动,继续慢腾腾地操作。这不,眼见五鼓已过,早朝将近,现在只好加紧赶路了。但刘晏忽然勒住了马头:“且慢!”

  随从们朝着他的眼色望去,这里正好是东市的边缘地带,路旁有人在卖蒸胡饼。炊烟袅袅,热气腾腾。

  “去买几只来!”尚书仆射饶有兴趣。

  “四郎,眼下是去上朝——”

  “无妨,”刘晏摆摆宽大的衣袖,“喏,袖中自有天地。”

  等刘晏用袖子包着好多蒸胡饼赶到建福门时,朝中的文武大臣们已经在那里鱼贯排列,等候皇上临朝了。不少人在互相议论着:

  “此次一举剪除黎幹、刘元翼逆党,足见今上图治之志,真是大快人心。”

  “此话有理。不过皇上以士人白志贞代王驾鹤领神策,更见明君本色,足令朝野为之同心,河北为之胆寒也。”

  刘晏似罔若无闻,从袖中掏出蒸胡饼,自顾大啖起来。同列侧目一看,不禁好笑:“仆射真是雅兴,含元殿下,入阁之前,大啖胡饼!但不知其味如何?”

  刘晏不知话里调侃之意,忙不迭地道:“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就在这时,但见一旁闪出司礼太监,大声唱道:“圣上驾到——

  众臣按班就列。刘晏也赶紧停止了口福之享,站到了队列中。他无论如何想不到,就在这时,他的命运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德宗这一天宣布:鉴于掌领天下财赋之一的重臣韩滉过于掊克,调任太常卿,而由刘晏一人独领度支、盐铁、转运、青苗诸使,全面主持财政。

  尽管乐观情绪遍布朝中,但人人心里也都很清楚,公元779年实际上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当新帝德宗踌躇满志地踏上皇帝的宝座时,国家所面临的却无疑是一个近于灾难性的局面:帝国的河北、山东已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势态,剑南、山南、河南、淮南、岭南数道甚至京畿地内,拥兵大将时时兵变;边疆在吐蕃、回纥的进逼下丧失了河西走廊、西藏及新疆地区,只有少量孤镇在苦苦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国用日竭,南方数道半壁江山的收入维持着朝廷的财政;朝中派系的斗争,也渐有抬头的趋势。可谓是内外交困。形势严峻。

  在所有的危机中,帝国的财政是最糟糕的。

  当年的先帝代宗就无可奈何。大历四年、九年先后两次下诏,大意都是说:连年的战争兵革之后,天下凋瘠,军国空耗,因而要减轻供费,率行节俭,务劝农桑。但效果却不甚理想,原因亦不外乎战事方殷,国家的消耗实在太大。

  幸好肃、代之际,帝国出现了一位天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所作的努力和创下的优良范例拯救了大唐的生命。这个人就是刘晏。

  时间必须追溯到十几年前。

  肃宗时因为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事剧烈,兵革之际,中外艰食,财政极度困难,因而先后起用第五琦、元载、刘晏等人掌理调整财政。三人在理财上的方法各有不同,而成绩亦参差不等,比较起来,刘晏最著,元载最差。

  第五琦是最早着眼于南方的人,早在玄宗时就曾建议大力调用江南财赋以应军需,并且身体力行,创办甚多。他又创立榷盐法,即由政府专卖盐业,居相时还严格实行除租调外不得对百姓横征赋税的政策,有很隆的声誉,在许多方面对刘晏有所启发。但第五氏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实行的币制改革却导致了失败,身遭贬斥。后虽被起用,但创意不多。

  继之而起的是元载,此人是决定刘晏命运的人物。就理财而言,元载实在是不足称道,他所采取的做法近似于不负责任。在任职江淮转运使这一重要职务期间,负责征括违负拖欠及逋逃民户的应纳租调,所作所为几乎就是明抢。不过,这倒并非是因为他低能,而是因为他的着眼点本不在此。元载出身寒微,因为熟悉道家之学而被擢升,他后来的经历证明他的特长原在于政治上的长袖善舞。在有野心的元载看来,兼任转运使这一与钱谷打交道的官职杂务繁重,既不利于他的清誉,又影响在仕途上的进一步钻营,显然得不偿失。于是乎不久便推荐平时相处颇好的刘晏代己出任此职,刘晏从此正式走进了帝国政治的前台。这时是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六月。

  转运使的任务是负责粮食、财赋的转运。

  刘晏一上任,就立即赶到江淮地区考察。

  马上的奔波足令人心神劳倦,然而刘晏似乎总是精神奕奕。这一天终于接近了淮河岸边的一所漕站,一行数人望着静静的淮水,都带住了马辔。那些扈从们更是吁出一口长气,心想这下可以轻松一下了。但回头一看,只见转运使却拿着马鞭拈掐着什么,手下人知道,这是他的老习惯了,以前在京时,每次入朝,这位大人总是一边算账,一边策马赶路。不过现在正在野外,并无公务等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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